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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中国社会福利支出正在挤压储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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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2日  10:16
周小川:部分地区提重振制造业是计划经济遗留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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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2日  11:22
于学军:信贷过多投放房地产等领域 吞噬我国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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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2日  12:43
中科院白春礼:区块链技术可有效解决偷税漏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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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2日  11:45
朱云来:想靠不断印钱把经济拉出泥潭,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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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2日  14:48
屠光绍:比起上市 更关注未来科创板退市公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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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2日  16:06
任泽平:增加国企利润上缴比例 削减民生社保外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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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2日  15:59

研究今榜

《财经》研究今榜发布 五位入选年度明星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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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综合|2019年11月14日  09:29

发现资本市场新价值

戴小京:中国资本市场加快开放 新理念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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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16:46
天马资产康晓阳:金融市场稳定离不开投资者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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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22:24
新时代证券潘向东:希望集体诉讼制能尽快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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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16:12
野村证券陆挺:相较于股市 海外资金更多通过债券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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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15:05
兴业证券王涵:金融市场加快开放的同时 也需加快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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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15:53
瞿秋平:完善市场配套政策 可以实现与外资的攻守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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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4日  10:58
何昭:资产管理春天已来 预计黄金周期是未来5-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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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4日  10:17
黎涛:外资的到来对A股生态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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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4日  11:10
星石投资杨玲:上市公司增速放缓 明年或是盈利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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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22:28
清河泉资本刘青山:投资标的未来科技股有很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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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22:30
重阳投资王庆:经济处修复期 明年企业业绩会影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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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22:32
太平洋证券黄付生:明年一季度猪价会环比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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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22:35
中信建投武超则:市场没有侥幸 基本面差的企业会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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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22:36
长江证券伍戈:外需稳企或对民企投资形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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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4日  00:51

中国加速发展都市圈的挑战与机遇

秦虹:中国城镇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 城镇化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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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15:10
顾强:都市圈成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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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2019年11月13日  15:12

日程安排

  • 11月12日

  • 11月13日

  • 09:00

    开幕式

    09:10-10:10

    对话

    10:10-11:10

    主旨演讲

    11:10-12:30

    全体大会一:全球经济挑战与应对

    12:30-13:00

    午餐

    13:00-14:30

    全体大会二:适应中低增速 破解转型挑战

    14:30-16:00

    全体大会三:金融加速改革开放下的新机遇

    16:15-18:15

    《财经》年度对话: 中美博弈与破局

    16:45-18:15

    高峰论坛:全球新视野下的财富管理

    19:30-21:00

    煮酒夜话
    夜话一:未来·科技驱动产业升级
    夜话二:“数字金融”的前景与未来

  • 09:00-10:00

    主旨演讲

    10:00-11:20

    全体大会四:智能制造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11:20-12:40

    全体大会五: 数字货币的冲击与应对

    13:30-17:00

    回顾与展望—-新医改10年闭门研讨会

    14:00-15:30

    高峰论坛:中国加速发展都市圈的挑战与机遇

    14:00-18:30

    高峰论坛:创造资本市场新价值暨《财经》研究今榜发布
    致辞
    主旨演讲
    《财经》研究今榜启动仪式
    主题演讲:资本市场改革与开放
    圆桌对话一:金融开放下的资管格局重塑
    圆桌对话二:新形势下的投资策略
    《财经》研究今榜发布

最新新闻

瞿秋平: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段
新浪财经综合 | 2019年11月15日 06:23
《财经》2020年会十大金句
《财经》2020年会十大金句

  《财经》2020年会十大金句 原创: 刘胜军 亚当斯密经济学 当政府的所有职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提出高质量发展,就等于强化了监管。 ——李铁 作 者 | 刘胜军 1 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处于“去产能”阶段,需要发展新产能。服务业有空间,但允不允许私营企业去投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只要美国宪法还在,还有效力,而且宪法很难改,美联储的独立性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肯定政客会一直把锅都扔给美联储,自己不背锅,但这种事情美联储的主席们早就适应了,早就习惯了,除非发生美国政治体系大变化。 3 在我和朱镕基讨论中国汇率和美国贸易失衡的看法时,我惊讶于他对中国经济弱项和所需补救措施的详细了解。另外,朱镕基对这类问题的洞察程度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在世界领导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些年来,我们讨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如何将社会职能从国有企业中分离出来、银行监管的最佳形式、让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股市独自发展的必要性等等话题。在那些年间,我越来越欣赏朱总理,很难过地意识到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见面。他当年当任副总理兼中国央行行长的时候,我们成了朋友,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职业生涯。 4 我们看到的是风险在不断地累积,好听一点说信贷错配,难听一点说,制造了大量的僵尸企业,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这样的调整早晚是要到来的。我们国家实际上边际资本产出率在明显上升,我们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已经下降了,有没有产生大量的新的僵尸企业,不知道。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经济有所疲软,再度大声疾呼宽松货币政策,我不反对周期调控,但在大幅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脑子里想一想,形成新的僵尸融资渠道的风险。 5 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否一个“高质量”就可以解决?当政府的所有职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提出高质量发展,就等于强化了监管。各个部门都拿“高质量”作为严苛的条件,结果反而是限制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相比中低速增长的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发展制度和环境的限制。 6 和 2014 年相比,我们现在营商环境的综合排名有了显著的提升,2014 年我们排第 96 位,今年世界银行新的报告我们排第 31 位,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指标的改善就对营商环境满意了。比如获得信贷,我们 2014 年获得信贷排名 73,2019 年仍然 73,到了 2020 年掉到 80。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获得信贷的艰难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有一部分企业实质上是获得担保的,比如有些国有企业还债面临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他。特别是当金融监管使得金融机构要对风险更加重视的时候,那些不能获得救助的企业就会更难获得信贷,因为他们的风险要由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机构的容错空间很小是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之一,我们要做很多努力。 7 有一个推论,说货币政策不可依赖,而财政政策或许可以。所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都把眼光转向了财政,中国本来是在幕后运作的财政政策,现在甚至财政官员也浮出水面表现自己。如果经济在下行,增加财政支出必然是越来越大的赤字,赤字的投资手段就是发债,一到发债又转回来是金融问题。财政和金融其实是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财政债务等等,说实话还是要好好学习最基础的金融理论。黄达教授几十年前就指出:“在宏观层面,金融和财政事实上是国家的两个钱口袋,而且是两个互通的钱口袋。”债和货币大家好像觉得不是一回事,其实是一回事,无非是一个主体发行的流动性程度不同的债务和工具而已。 8 金融对外开放今天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外方,也应该是中国的总体金融行业。一些专家和前政府高官在说,其实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我们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当开放了以后,资金进来了,就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尤其投资标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上会越来越没有空间给康美医药、康得新这样作假的公司。监管已经意识到,有些对外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倒逼国内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9 招商银行是金融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我总结机会有三条。第一,与高手过招能提高你的素质,就像打高尔夫球,天天找不会打的打你永远提高不了。第二,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给我们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没有开放有的时候改革真难往下深入。第三,用引进来换走出去。 10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大量投放货币信贷,并且这些投放的信贷资金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建了许多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各种景观等等,房地产连片开发,到处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年变化之大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由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靠出卖土地即土地财政维持运转,这样各地土地价格成倍上涨,土地收入大幅度增加,同时暴富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年销售额不过几百亿,而近两年,其销售规模连续突破 5000 亿、6000 亿大关。土地出让收入也成为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货币信贷大量投向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的同时,人均货币工资成倍提升,此外,住房、交通、物流等各种成本均大幅度提高,致使中国长期存在的比较成本优势不断地被吞噬,以至于大部分生产制造企业出现生存难题,甚至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生产能力,现在正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状态。 [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11月14日 11:35
平安不动产首席设计师吴衍演讲
平安不动产首席设计师吴衍演讲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于11月13日举行。平安不动产首席设计师吴衍出席并演讲。 平安不动产首席设计师 吴衍 [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4日 08:50
武超则:科技是今明两年主线 将成A股向上重要板块
武超则:科技是今明两年主线 将成A股向上重要板块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武超则:科技是今明两年确定主线,将成为A股向上很重要的板块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武超则(女) 财经网讯“2019年是新一轮创新周期的起点,科技是今年、明年,甚至往后看非常确定的主线,成为A股向上很重要的板块。”11月13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武超则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武超则认为电子、通信行业是牛市的内在驱动力。第一,从技术创新的周期来看,2019年往后五年,5G的赛道或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重新诞生一批伟大的公司,这些公司有可能跟3G时代的BAT相PK,4G时代的抖音去PK,能不能诞生这样的公司才决定这个板块到底能走多远。2019年是新一轮创新周期的起点,科技是今年、明年、往后看非常确定的主线,成为A股向上很重要的板块。 第二是很多结构性的机会,比如说国产化、半导体或者芯片,包括信息安全等等这些行业,它又会支撑细分的赛道出来。在这些赛道将来可能会诞生新的千亿市值,属于我们自己的软件公司或者说安全公司等。 第三是关于估值。截止到目前最新电子行业,包括通信行业的估值或者相对板块比较高的。但是相比于2015年那一轮牛市的泡沫化阶段,我们肯定这个差距还非常大,那个时候都是一两百倍,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动态都在40倍上下,其实离那个所谓核心资产的泡沫化还很遥远,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已经在一个阶段性的顶部,  武超则还表示,在2020年,在科技这个赛道行业分化还会继续。科技行业在新产品迭代的过程中,研发人员、研发投入的占比,会决定企业未来三五年在这个赛道里的水平。而目前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领域,龙头公司一年的研发投入基本上是在整个收入占比的20%到15%。但很难发现中小企业能够有太大的在产品上的布局,跟这些龙头公司有绝对PK的能力。所以短期看,资源持续流向头部的公司,分化还会继续。   以下为武超则发言实录: 刘雪峰:我先请各位嘉宾上台,星石投资杨玲;清和泉资本刘青山;重阳投资王庆;太平洋证券的黄付生;中信建设证券研究所武超则。     刚刚主持人讲过了,这么多不确定性因素下表现这么好,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总量上面,都有很好的表现,创业板表现也不错,在结构方面又有相关和不相关的问题,我们请投资界资深的投资人或者分析师来讲一下。 现在比较好的食品饮料、农业这些行业和家电,也有电子医疗和非遗的行业,第一个问题,请各位领导讲一下,从总量的角度和结构性的角度看看今天超预期的表现,它的驱动力因素是什么? 武超则:刚刚几位讲的比较全面了,基于整个市场的回顾,我们都是搞科技股的,从一个视角补充一下,刘总都提到了关于科技的牛市,三季度这一拨,以5G和区块链为代表,这个点还是非常热,我刚刚进门的时候,《财经》的同事跟我说,区块链论坛是他们本次论坛最火的。我们在思考,这个到底有什么内在的驱动力或者说走完了2017、2018年电子,包括通信行业的牛市之后,起码结构性的牛市,再往后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泡沫化了或者说它有没有内在的驱动因素?我分享三点,第一,最核心的是我们认为这一轮,尤其对于科技行业来讲,本身它是需要有一个最底层基本面的支撑,这个基本面就应该是技术创新的周期,根本上来看,从2019年往后看五年或者从2018年开始往后看5G的赛道或者大家寄予厚望的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重新诞生一批伟大的公司,这些公司有可能跟3G时代的BAT相PK,4G时代的抖音去PK,能不能诞生这样的公司才是决定这个板块能走多远或者这个行情是决定性还是最终能够在这个赛道下持续找出好的投资机会,结果一定是肯定的,2019年是新一轮创新周期的起点,科技是今年、明年、往后看非常确定的主线,成为A股向上很重要的板块。 第二,我们看到了很多结构性的机会,比如说国产化、半导体或者芯片,包括信息安全等等这些行业,它又会支撑细分的赛道出来。在这些赛道将来可能会诞生新的千亿市值,属于我们自己的软件公司或者说安全公司等等。 第三,关于估值,大家其实谈到科技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估值,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泡沫之上的,但实际上我们回顾看了一下,截止到目前最新电子行业,包括通信行业的估值或者相对板块比较高的,计算机行业,但是相比于2015年那一轮牛市的泡沫化阶段,我们肯定这个差距还非常大,那个时候都是一两百倍,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动态都在40倍上下,其实我觉得离那个所谓核心资产的泡沫化还很遥远,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已经再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大概是这样三个简单的逻辑,从微观的角度补充一下。 武超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讲刘青山总讲的那个问题,我接着那个问题讲一下,刚好那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看到过去几年核心资产的泡沫化,有这种结构性行情,二八效应非常明显,头部的公司持续估值在被推高。试图从我作为行业研究员微观角度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分化明年会不会继续?限定在2020年,在科技这个赛道,我讲我最专业的部分。我从微观来观察,我觉得这种分化还在继续,目前没有看到明确的能收敛的基本面的支撑,因为刚刚青山总讲到,你可以看宏观经济的增长或者这个趋势有没有发生拐点的变化,收敛这个分化。 从我的行业研究角度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大家看到在科技行业特别喜欢人工智能、信息安全、5G,在新产品迭代的过程中,你的研发投入非常重要,我们都会去观察这个数据,你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的占比,它会决定未来三五年在这个赛道里会是什么水平,也就是你看到今天华为有多牛,这个不是今天决定的,是三年前甚至更早以前,他在这个赛道里出了多少人下去,在5G上投了几百亿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我们看到这里面,大家认为相对比较差的中兴通讯,他在5G上一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120个亿,前提是它的收入是1000亿的规模,只有3个点的净利润率,这样的要素分配决定不太可能支撑一个小公司或者小的创业者在这里面分到一个更大的蛋糕。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比如安全行业,大家觉得非常热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这里面的龙头公司一年的研发投入基本上是在整个收入占比的20%到15%,这个数字绝对值可能换算过来一线的企业。目前很难发现中小企业能够有太大的产品上的布局,跟他们有绝对PK的能力。所以说短期看,资源持续流向头部的公司,分化还会继续,大概率决定三五年之后新的技术赛道上,这些企业会怎么样,像医药行业也是类似的。 刚刚雪峰问了一个问题,再融资放开,科创板注册制的改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我司投行项目做得比较多,现在开始做投价报告了,分析师需要卖股票,这个时候最大的感受就会发现市场化的定价一定会带来真正意义上持续的分化,不管是估值水平还是流动性,这个制度上目前上分化的过程,本身监管对这个决心还是很大的,流动性只是阶段性的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不是一个最终极的解决方案,真正有源头的活水,最终把好公司能够浮现出来,流动性只是阶段性对冲的手段。 刘雪峰:每位嘉宾最后给我们讲一到两句话,不管全面性的乐观还是结构性比较偏乐观,乐观但时点不一样,黄总讲的很看好下半年以后,还有科技领先溢出效应,总体来说没有特别悲观的,每位嘉宾总结一两句话,对投资者有没有风险提示。 武超则:我觉得A股、港股化趋势还在继续,这种分化还在继续,市场变得很有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侥幸,真正基本面差的公司还会持续被市场淘汰。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4日 08:47
周熙:中国人均GDP2030年将达到17800美元
周熙:中国人均GDP2030年将达到17800美元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董事长周熙 财经网讯 “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的人均GDP会从2018年的9480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7800美元,进入比高等收入国家门槛再高一点的水平。整个国民财富会比现在的水平增加1.5倍,变成2.5倍,中国在2030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11月13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董事长周熙“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周熙表示,未来进一步开放不论是外资进入中国,还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全球,都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 上述背景之下,如何管理好个人和机构的财富?周熙提到,首先从2017年中国财富的占比配置数据来看,38%在金融资产,62%在房地产,而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财富占比有62%在金融资产配置上,美国则达到了72%。这说明中国在走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未来财富占比在金融资产配置上肯定有所提高。 第二点,在人民币国际化大背景之下,如何提供风险匹配平衡的、能够持续的产品,是未来每一个金融机构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全球化的金融机构可能有更多的优势,不光在中国本土机构,在中国证监会指导监管下的一个产品,同时结合全球摩根其他的平台和基金,通过QDII或QFLP能够为中国居民和机构提供更多元的海外配置的机会。”周熙说道。 以下为周熙发言实录: (圆桌对话主持人)邹润芳:闭关锁国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皇帝1757年发布一道指令,大家也看到了,后面闭关锁国的后果,从民国以后,特别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的开放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对外开放肯定是一个大势所趋,这是历史的潮流,明确加快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限制,减少外资投资者,银行、保险的条件。 今年7月20日,金融委专门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措施,金融业对外开放基本上成为我国整体改革开放政策名副其实的领头羊。今天嘉宾阵容非常好,有国内顶级券商投行的带头人,也有合资基金公司,公募基金的代表,也有全球知名的外资投资机构代表,国内投资界的老将,很难聚集这么一个阵容,刚好今天我相信也会擦出思想的火花。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 周熙:刚才主持人讲闭关锁国,乾隆1757年的事情,其实再往前看3000年,中国向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有历史记载的这3500年,但凡中华民族强大的时候都是心胸特别开阔,开放程度特别大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盛唐,哪怕是南宋的时候,也有很多福建、广东的原住民,移民到东南亚,后来在大航海时代,从中美洲引进了进一步增加人口的土豆、辣椒、玉米,都是那个时候引进的,青铜器的制造,商朝的时候引进是陆地丝绸之路,中国历来以开放心态,包容、融合各种文化和舶来品非常好的一个民族,所以开放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在当前这段时间,有一些说法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呼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和开放,这个对我们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从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来看,从1990年2%占全球GDP,到目前占16%的全球GDP,取得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贸易货物的占比12%,服务业的占比只有6.2%左右,服务业的开放赶上贸易的开放还需要一个距离,在当前的时代下,进一步的发挥开放的作用,从大的背景上来讲,中华民族进一步深入融合进全球文明重大的机遇,在我们行业看来是一个大的趋势,一直在进行,进一步的开放和外资进入中国也好,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全球也好,都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 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中国的服务业在全球生产力的水平,目前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如果跟亚太经合组织的国家来比,我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平均每人产生的GDP,应该是比全球水平20%或者55%的样子。金融业来讲,中国的金融业,每一个雇员、每一个员工年均贡献应该是七八万美金,OECD国家平均水平是15万美金,这样的话,还是有一个55%的差距。我相信通过进一步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外资的金融机构进一步融入中国,中国的金融机构进一步的走向全球,更深的、更广的融入到全球金融机构的大循环体系下,能进一步的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金融机构产品丰富的程度,从而为消费者、企业和投资人提供更好的产品选择,更优的资产配置的机会,更好的能够降低我们风险的成本,对整个中国进一步深入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和高质量的经济体打下很好的基础。 邹润芳:外资的进入度A股来讲,外资进来以后,您觉得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跟大家讲一个数据,我们研究所的研究数据,在2017年以前,外资持有A股的规模随着市场涨跌而变化,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数据,比较随机,2017年以后,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小波折,但是外资基本上在持续买买买,拉长来看,目前外资占A股比重确实是很不变的斜率在提升,外资从2016年底的持股不到6000亿,已经快速增长到2019年1.7万亿,包括所有的外资机构持有A股的市值,包括主权基金、被动基金和主动基金,我们公募目前管理规模权益类是1.95万亿,可能很快超过公募了,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行业是发展了很大的变化,摩根士丹利的周总,您作为基金公司管理人,您募的都是国内的,还有几位外资机构的代表讲讲,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响。 周熙:其实资产管理这个行业说白了是为个人、机构和投资人怎么提供一个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更高的博取阿尔法或者贝塔收益率的行业,取决于你的客户他的风险偏好,取决于能不能长久持续的能够为你的客户带来好的回报。说到这个资产管理行业,我们行业里面也讲了一些所谓的弱点或者弊病,比如说短期行为,不是特别注重长期投资复利的回报,拉开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过去增长的背景下,在未来的十一年,我们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的人均GDP会从2018年的9480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7800美元,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一个比门槛再高一点的水平,世界银行入门门槛是12500美元,这样整个国民财富会比现在的水平增加1.5倍,变成2.5倍,中国在2030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在这个背景下,怎么管理好消费者或者说个人和机构的财富,确实是很大的一个话题,这是第一点。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目前财富的占比,中国目前财富的占比配置来讲,38%,2017年的数据,在金融资产上,62%在房地产上。发达国家的代表,1.27亿人口的日本,财富占比里面62%在金融资产配置上,而美国更高一些,72%的水平。说明我们在走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我们的财富占比在金融资产配置上肯定有极大的提高。 第二点,如何去提供风险匹配平衡的能够持续的产品,这是每一个金融机构,不论是外资进入中国或者是中国的内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考量,这里面还有人民币国际化大的背景。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讲,我们在全球管理了大概5000亿美元的资产,大部分都是主动管理的一些产品,包括跟中国国内类似,也包括了货币基金,我们是市值化的货币基金,很早就开始做了,也包括主动权益,也包括债市,还包括私募股权等等。全球化的金融机构,好就好在它可能有更多的优势,不光在中国本土机构,在中国证监会指导监管下的一个产品,同时结合全球摩根其他的平台和基金,通过QDII或者QFLP提供更多元的,中国的居民和机构提供海外配置的机会。这一点也是金融机构开放之后,持股变化进一步增高之后,从摩根士丹利的角度来讲更加希望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方向。 观众提问: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都是公司的老总,我有两个问题,两个问题都是跟公司拓展业务有关的,我问问题之前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便于各位嘉宾和观众理解为什么问这两个问题,我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负责通州区金融产业的发展,大家可能知道,通州现在已经是北京市副中心了,副中心也在打造自己的金融城,说两个比较实际的,第一,从物理空间来讲正在打造以交通枢纽为核心的高端写字楼建筑群,对标的是香港的中环和日本的新宿,这是物理控件的打造。第二,软件角度来讲,五道口金融学院搬到通州来了,对金融产业生态圈全面提升。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也注意到,观察到在座的各位嘉宾都不是北京的,四位上海,一位深圳,一位武汉,从现象得出一个很粗浅的结论,北京的营商环境在你选择公司注册的时候,可能还不是这么友好,对于北京的营商环境,尤其通州现在在打造副中心,有什么建议?在北京开展业务会考虑,有几个背景,一个大背景是中国新一轮的开放,小的背景是副中心,北京市这么大的市场,占全国市场45%,这么大的市场变得更开放、更友好,这样的背景下面,你们公司虽然注册在外地,在北京开展业务有什么样的考虑? 邹润芳:非常好,第二个问题,如果去通州北京副中心,什么情况下考虑在那边开展业务?你们选择这个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是人才原因还是有一个集群产业? 周熙:我们公司注册在深圳,我理解金融行业是一个信息交流非常重要的行业,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非常重要,又是人力资本或者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密集的一个行业,你的人才供应和它的交易水平和质量非常重要。在北上广,我们经常讲的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这几个大的城市群的概念下,对于员工来讲,居住环境、税收的环境、政府的服务能力非常重要,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讲,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才,上下班人员的交通堵塞程度,刚才瞿总讲了,很重要。未来十年大背景下,智慧城市在这几个大的区域非常好的去发展,解决这些交通堵塞、绿色出行和人员信息的配置问题,我觉得通州肯定大有可为,只不过是看这几大城市群之间,谁服务的意识更高,能够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3日 19:34
杨玲:明年继续看好科技类成长股投资机会
杨玲:明年继续看好科技类成长股投资机会

  财经网讯 “虽然从沪深300、创业板指数今年涨幅都在30%左右。但大家分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一季度整体都非常乐观,但是到了下半年,目前仍然分歧还是非常大。但我们是比较乐观,因为我的判断今年是一个技术性的牛市。”星石投资总经理杨玲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星石投资总经理  杨玲 此外,谈到流动性,杨玲表示,今年央行三次降准,整体看流动性相对比较宽松,主要驱动因素是估值修复。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整体上市公司盈利拐点应该能够产生。从今年二季度来看,整个上市公司盈利增速7.9%,增速下滑大幅放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年有可能迎来估值修复的持续以及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拐点的产生。”杨玲认为。 谈明年配置,杨玲建言可以配置进攻性更强一点的股票,比如科技类股票。此外,明年还可以再提升成长股的比例,因为在整个牛市的时候,配置一个弹性比较大的组合是比较好的方向和选择。 以下为杨玲发言实录: 杨玲:非常感谢,我本人历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今年大家分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一季度不用说了,大家整体都非常乐观,但是到了下半年,到了现在,目前仍然分歧还是非常大,但我们是比较乐观,因为我的判断或者我们是这么看待,今年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牛市,肯定是成立的,大家回顾一下,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不管从沪深300的指数来看是从创业板的指数来看,基本上这两个指数大概截止到现在涨幅都在30%左右,这个涨幅大家觉得可能不够惊人,回顾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这两个指数的涨幅,最近这十年里面第三名涨幅,属于前三名。从这个意义来讲,今年是一个技术性的牛市,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为什么很多人不认同这个观点?主要是主持人提了两个原因,第一,行业分化比较明显,两类股票涨的不错,刚才您也提了具体的行业,我们总结一类,一类是蓝筹,核心资产,今年以来,由于大家风险偏好相对比较收紧,核心资产涨得比较好。第二,到了下半年,最近这段时间以来,科技股涨得非常好。这两类,其他的一些行业,尤其是周期性的股票相对表现比较弱,大家整体上感受结构分化比较明显,没有感受到整体的牛市,再加上过去市场波动相对比较大,赚钱效应不是特别的明显,大家没有感觉到今年是一个牛市,但是至少我个人认为,技术性的牛市是成立的。 您刚才提到的驱动这个的主要因素,有两块,一块是在于风险偏好,我们去年也知道有中美贸易摩擦和其他的不确定因素,让大家风险偏好搞得特别收紧,今年大家对这一块,未来的预期相对比较稳定了,并不是说未来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优化,而是未来的预期相对比较平稳了,这就是一个长期的,未来五年、十年可能就是长期的贸易格局,我们去找在这个方向下最好的股票就OK了,风险偏好慢慢大家缓过来了。第二块,还是在于流动性,今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30多个国家降息40多次,全球属于相对比较宽松,中国是因为通胀的压力,使得流动性宽松这一块没有特别明显,但今年央行三次,不管定向还是全面的降准,整个来讲,流动性相对比较宽松,主要驱动因素是估值修复。到明年,情况会更好,整个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杨玲:刚才大家关注的东西还是相对比较统一,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在于面对现在这个情况,明年我们怎么看,到底乐观还是悲观,还是保持中性?我们相对是比较鲜明的,比较乐观的,今年大家说牛市,分歧很大,刚才提到了行业分化很大,从年初截止到今年11月份,翻倍的股票140多只,跌幅超过20%的股票300多只,挣钱效应不显现的情况下,你说牛市,认同度不高。明年我们的判断是全面的牛市,不是一个结构性或者阶段性的牛市,观点说出来以后,大家分歧更大,不同意见更大。我说一下个人逻辑,仅供大家参考。刚才你提到的驱动因素,今年的驱动因素,第一,流动性,相对比较宽松,明年将持续,因为事实上全球的流动性宽松通道已经开启了,这一点这个环境估计明年不太会发生改变,对明年来讲,制约货币政策宽松的有通胀,到明年有可能会发生,最近通胀3.8%了,猪肉价格涨幅超过百分之百了,在通胀的约束下,通胀政策不可能及时想要逆周期进行调整,不可能放松很多。我们考虑这个制约因素,在明年来看应该能够消失,大概率下是消失的。通胀的制约因素下来之后,货币宽松不仅持续,而且还可能力度稍微更大一点,中国货币政策自由度更大一点,流动性宽松不成问题。 第二,流动性宽松这个钱去哪儿?很多觉得流动性宽松,受益应该是房地产,楼市要涨了,赶紧去买房子,我们的判断,到这里不展开讲,这不是房地产的专场,我们的判断是房地产绝对不可能大松,中国又是相对的封闭市场,这个钱流向股票基本上会加速,不仅是国内的钱,包括外资的钱,也会加速流入。所以这个估值的修复,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觉得还会延续,有可能还会略微加快一点,因为随着挣钱效应的不断提出。 我们最最关心的,是不是还是在炒泡沫?我们觉得明年不仅仅是炒泡沫了,而是炒盈利的修复,现在几乎大家看不到,经济增速也放缓,从明年来看经济增速放缓也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提企业的盈利会转好?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关注一个数据,2017年一季度,整体上市公司盈利增速24.6%,到今年三季度,最新的上市公司整体盈利的增速7.8%。我们看一下,已经割去三分之二了,企业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自我调整,有一些是先行变化的,尤其是民营板块,上市公司里边很大的板块,成长股板块里面民营板块比较多,整个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提前反应,它反应受到了冲击相对比较大,这个过程中,我们判断上市公司整个盈利增速放缓的力度是告一段落了,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我们觉得整体上市公司盈利拐点应该能够产生了,这也不是毫无依据的,我们说7.8%这个数据比起2017年一季度来讲跌去了三分之二,比起上个季度,今年二季度来看,今年二季度整个上市公司盈利增速7.9%,整个增速下滑的速度大幅放缓,这个拐点很快就形成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年有可能迎来估值修复的持续以及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拐点的产生,随着挣钱效应逐渐的出来,国内整个资本市场相对是比较封闭的,国外资本项下的流动性不是那么快速,我们觉得明年全面的牛市还是很有可能产生的,我们比较乐观的原因和简单的逻辑。 我们有很多合规的规定,从组合上来讲,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明年的组合可以大胆一点,配置进攻性更强一点的股票,我刚才提到了,科技类股票,今年就已经配了,今年是比较难受的,一季度不错,后面调整又很大,现在又涨上来,受到的争议和分歧还是很大,我们判断到明年,今年在进攻类的配置上是大头,但不是全部,可能在六成左右,我们觉得明年还可以再提升,成长股的比例会大幅提升,因为在整个牛市的时候,配置一个弹性比较大的组合是比较好的方向和选择。[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3日 19:30
瞿秋平:完善资本市场配套政策 实现与外资攻守转换
瞿秋平:完善资本市场配套政策 实现与外资攻守转换

  原标题:海通证券总经理瞿秋平:完善资本市场配套政策,可以实现与外资的攻守转换 “纵观这十年,全球的资本市场发展态势,从一个维度去看股指,我们股指的基本态势是不太理想的。”11月13日,海通证券总经理瞿秋平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海通证券总经理瞿秋平 瞿秋平认为,价值发现要实实在在,过去资本市场发展已经取得了很伟大的成就,现在初期面对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当中要有重新定位,这个定位放在哪里呢?更实在的一个角度,观察我们的市场,发现我们的企业,去培育我们的上市公司,使这些企业的价值跟价格能够相符合。原来讲发现伟大企业讲的太多了,所以一上市以后大变脸,因为它不是很伟大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瞿秋平表示,中国资本市场还是一片蓝海,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和外资之间不是短兵相见,而是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我们做什么自己要有信心。 以下是发言实录: 邹润芳:关锁国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皇帝1757年发布一道指令,大家也看到了,后面闭关锁国的后果,从民国以后,特别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的开放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对外开放肯定是一个大势所趋,这是历史的潮流,明确加快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限制,减少外资投资者,银行、保险的条件。今年7月20日,金融委专门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措施,金融业对外开放基本上成为我国整体改革开放政策名副其实的领头羊。今天嘉宾阵容非常好,有国内顶级券商投行的带头人,也有合资基金公司,公募基金的代表,也有全球知名的外资投资机构代表,国内投资界的老将,很难聚集这么一个阵容,刚好今天我相信也会擦出思想的火花。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几位嘉宾聊聊,如何看待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 瞿秋平:这个问题很好,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主席发表了主旨演讲,那天我也在会场听了,去年习总书记在进口博览会上讲科创板的事,今年讲了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那天讲改革开放的时候,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在宣讲四中全会的时候,上海这次李强书记自己亲自讲的,讲到进博会,也讲到改革开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外开放也是一个基本国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更高认识,是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前进方向和时政抓手。 今天这个论坛,这一点在座的各位感同身受,有切身体会,市场如果不改革、不开放,现在这么庞大的资本市场,上交所、深交所、新三板,有这么多的存量,又要面对未来更重的改革开放、创新这样一个任务,如果不改革,步履就很艰难。这次习总书记进博会上再次阐明了开放的态度,进一步阐明了对外开放在新时代的历史地位以及丰富内涵,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大家要充满信心。 具体来讲,一是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领域中,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金镍同200多种产品位居第一。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出口额等指标目前也都超过了美国,正在向高技术制造第一大国迈进。在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已经占了20%,这变化非常大,我原来长期在银行当行长,原来找贷款,体现国家的扶优限劣政策,就看500强的名单,现在500强名单当中20%是中国的企业,这个变化在近20年当中,今天跟前20年不能同日而语,制造强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500强中的占比可以看出,优势很明显。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一轮科技革命,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抓住关键十年所带来的关键机遇,这是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的资本市场,要建设这样一个市场也必须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做我们的事,但是一定要开放的心态去搞好我们的资本市场。 在这里顺便讲讲,前面一位演讲嘉宾,你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接下来我讲的话跟你稍微有一点火花冲撞,没有原则的一种冲撞,但是在表达当中要调整,资本市场要发现有价值的企业,但是这个市场老说发现一个伟大的企业。我们价值发现要实实在在,过去资本市场发展已经取得了很伟大的成就,现在初期面对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当中要有重新定位,这个定位放在哪里呢?更实在的一个角度,观察我们的市场,发现我们的企业,去培育我们的上市公司,使这些企业的价值跟价格能够相符合。原来讲发现伟大企业讲的太多了,所以一上市以后大变脸,因为它不是很伟大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邹润芳:寻找价值。 瞿秋平:要寻找价值,要匹配,今天这个论坛慢慢,一步一步把这个理论建立起来,我们已经取得30年的资本市场丰硕成果,面对未来开放的形势当中,我们可以预期,信心满满。 邹润芳:谢谢瞿总,非常精彩。 瞿秋平:这个问题从三个层面来回答,首先,中国市场还是一片蓝海,大家都知道,中国资本现在只是60%左右,跟发达国家比,这个差距还是甚远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和外资之间不是短兵相见,而是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我们做什么自己要有信心。第二,在一部分领域我们是守势,外资是攻势,刚才讲到定价问题,没有讲到市场稳定性的问题,我跟在座的各位讲,在我眼里,我们讲中国资本市场有时跌宕起伏,而且波动很大,最大的割韭菜者也是外资。所以这个问题看到以后,我们的攻力应该放在哪里?这个市场的制度、程序,我们跟制度配套的法律政策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守势变为攻势,要全方位进行审视,把我们应该做的,比如说制度的稳定性,我们说信心更重要,我们市场发展的趋势,从政策引导、市场引导,包括监管的理念和监管的守势要做完整配套,资本市场是有资本市场特点的,这种特征认识清楚了以后,对市场的稳定性,我们加速和全球资本市场是有关系的,守势跟攻势要相互转换,这里面有政策因素的。 第三,我要说的,竞争是持续发展的动力,说句我的心里话,纵观这十年,全球的资本市场发展态势,从一个维度去看股指,我们股指的基本态势是不太理想的。我们还是要从改变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实实在在的保护投资者,这方面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在实践上要有一种合理的布局,有了这个布局,刚才我讲到的第二点,守势、攻势也会进行转换。 瞿秋平:我们要倡导中国投资者到国外割割韭菜,现在还没有匹配,一匹配了以后,你的观点充分呈现,我的观点就会出来。 瞿秋平:这两个问题很好,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营商环境是多维度的,我给你一个建议,从东长安街往通州方向开,那边有一个收费口,你要把它取消,要免费,通州跟朝阳区就连成一体了,现在快速干道,地铁都连成一体了,地面上还有这个口,先把这件事做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3日 19:27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明年A股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3日 19:22
黄付生:市场越来越理性 未来可能不会出现全面性牛市
黄付生:市场越来越理性 未来可能不会出现全面性牛市

  原标题:太平洋证券研究所所长黄付生:资本市场越来越理性,未来可能不会出现全面性牛市 “2020年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牛市的话,明年下半年是一个牛市的起点”11月13日,太平洋证券研究所所长黄付生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黄付生,太平洋证券研究所所长 黄付生认为,2019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全球来讲回报率比较好。对机构投资者来讲,无论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还是保险、资产回报都是很好的,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2019年是非常好的牛市,但对广大的个人投资者来讲,2019年是一个典型的熊市。无论QFII还是股权市场绝大的牛市,这是结构性市场点的特征。 黄付生表示,整个资本市场,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投资机构,现在市场运营的逻辑随着整个投资者越来越理性,机构化越来越高,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所有投资对于公司的把握都和以前的逻辑不一样了,当然市场的表现也会不一样,也可能未来中国市场不会出现以前2007年和2015年全面性的牛市,未来也看不到了,将来都是这种市场的表现形式,也完全有可能。 以下是发言实录: 黄付生:2019年来讲,刚才嘉宾也都提到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全球来讲回报率是比较好的,但是对机构投资者来讲,大家会看到买公募基金,无论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还是保险、资产回报都是很好的,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2019年是非常好的牛市,但对广大的个人投资者来讲,2019年是一个典型的熊市。无论QFII还是股权市场绝大的牛市,这是结构性市场点的特征。所以这一两年中国资本市场整体运营的结构和以前,无论2017年的牛市还是2009年、2012年、2014年的牛市,市场运营的格局都不一样了,都变了,无论跟踪传统行业还是周期性的行业,他们在不同景气周期股票市场的表现和前几轮市场表现完全都不一样,很多很典型的中期股变成核心资产,按照以前的逻辑,产品价格在下降,整个行业的需求不行,业绩在下滑,股票价格要跌回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不跌了,而且稍微有调整都创新高,这是大的传统行业来讲。 从今年表现最好的几个行业来看,食品饮料和农业,我看了十年,我们会看到,食品饮料来讲,2018年下半年基本上短短三个多月,我记得很清楚,从十一之后,长沙秋季糖酒会之后,茅台跌了30%多,其他白酒跌了50%,上一轮经济通缩开始的,2016到2018年,中国靠基建,慢慢从2014年一点多推动了这几年的恢复,白酒公司业绩超预期的推动下,2019年很快创了新高,收复了2018年失地,又涨一倍了,成为表现非常好的行业。从农业来讲农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2019年之前,2016年上一轮农业猪周期的顶点表现比较好,2017、2018跌的也是很惨的,猪周期的低点在2018年四季度之后,两三个月,很多股市涨了四倍、五倍,农业整体行情,上半年农业表现第一的,基本上一季度涨完了,二季度振荡的,之后出现了龙头公司创新高。总体来讲,整个市场,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投资机构,现在市场运营的逻辑随着整个投资者越来越理性,机构化越来越高,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所有投资对于公司的把握都和以前的逻辑不一样了,当然市场的表现也会不一样,也可能未来中国市场不会出现以前2007年和2015年全面性的牛市,未来也看不到了,将来都是这种市场的表现形式,也完全有可能。 黄付生:我部分赞同杨总的观点,基本上完全赞同青山总的观点,他说的又太含蓄,等会儿我说的更深入一点。2020年我个人认为,我们整体的观点来讲,如果说是牛市的话,明年下半年是一个牛市的起点,明年上半年无论债务的违约还是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的处置,各种实体企业。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宏观经济来讲,一头猪牵扯了全球的神经,虽然10月份CPI3.8%,11月份CPI应该没有大家预期的这么高,因为整个猪价,11月份已经半个月了,环比是回落的,10月份的时候生猪价格突破了40块钱一公斤,现在基本上维持在35块钱。现在养殖户压栏非常厉害,压栏会获得更高的利润,12月份,包括1月份需求很好的时候,供应量相对会起来,我个人判断,CPI一定会突破4,但是没有大家提到的5或者到6这么高。但是大概率可以肯定的是,明年春节之后,特别是一季度之后,整个生猪供应量是上来的,猪价一定是环比回落的,不可能很快的像以前周期似的,从2016年到2017年,一年回落从22块钱一公斤回落到10块钱之下,但是它高点下来,环比回落的速度也会非常快,春节的时候,整个生猪价格45或者50块钱,但是到下半年的时候回落到20、25块钱,这样的话,CPI的高点一定是明年一季度,可以预期的,大概率中国经济会面临一到两年的估价持续回落,像2014年一样步入一个通缩,看得更远一点,2021年一季度,如果整个宏观经济还是这个样子,基本上CPI一定是一点多,不会超过2%,这样的话,从明年下半年到2021年,整个经济现状和2014、2015年差不多,明年下半年货币出现实质性的宽松,降息是大概率的,因为全球都在降息,经济都是这个样子。 回到青山总提到的,中国就有新的机会,这几年抱团的核心资产,特别是消费,如果说市场风格出现切换,出现分化的话,大概率应该是在明年一季度之后,因为市场就有新的机会了,通缩的时候,CBI持续项下,宏观经济不知道起稳,回升概率是很小的,未来大家还在选L型的一横,如果CPI项下是简单的通缩,物价向下,这样成长性的行业都是新的增量。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对照2014年,2014、2015年中国经济非常差,消费也很差,就是因为货币比较宽松,成长性的行业,风险溢价比较高的,这个市场的热点。回过头来看,今天茅台又创了新高,今年马上年底了,买方机构想2020年怎么布局,稍微换了换,发现不行,只要换了,更赔钱,又回去了。所以只有出现整个的宏观经济和市场风格明显的切换找到新的增量和新的投资方向之后,它才能换,每年年底的估值切换行情或者市场风格变化的行情,可能就推迟到明年2、3月份去了,不会在11月份、12月份发生了。总体来讲,明年我们是乐观的,但是时点要到明年一季报之后,明年下半年之后会越来越乐观,整个市场风格的变化,投资行为的变化,在明年一季报之后发现很大的变化。 黄付生: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风险还是整体宏观经济的风险,明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防风险、去杠杆的最后一年,整体实体经济现在这么差,出清之后,如果整体经济还是失控,没有新的动能,起不来,预期起不来,平稳不住的话,整体宏观经济没有很好的预期,对整体来讲是一个最大的风险。[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3日 19:19
刘青山:利率下行、逆全球化是目前宏观环境两大趋势
刘青山:利率下行、逆全球化是目前宏观环境两大趋势

  原标题:清和泉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青山:利率下行、逆全球化是目前宏观环境两大趋势  “全球关税税率的反弹是长期的趋势,这种条件下,谁拥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谁就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占有很强有力的地位。” 11月13日,清和泉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青山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清和泉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青山 刘青山表示,在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依然可以找到几个确定性宏观因素:第一,利率长期往下走的趋势;第二,逆全球化的趋势。在逆全球化趋势中,谁拥有统一的、单一的市场谁就有话语权,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优势非常明显。 他谈到,今年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投资者普遍感到市场非常有效,好股票受基本面影响难以上涨,稍微差一点的股票则在下跌。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青山:谢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今年的行情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对于2018年行情的修复。2018年在贸易战、金融去杠杆分正常因素影响下,大家心态在恢复。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市面上所谓核心资产的蓝筹涨幅三分之一的估值是修复去年的估值下跌,今年大概三分之一扩张,三分之一是今年的业绩增长,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这个行情的性质还是处在,这个题目叫做不确定宏观经济条件下确定性的机会,在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可以找到很明确的几个确定性宏观环境。第一,利率长期往下走的趋势,这是一个宏观环境;第二,逆全球化的趋势,因为逆全球化会导致谁拥有统一的、单一的市场谁就有话语权。从这个角度讲,大家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我可以展开来讲一下,我们统计过,在过去100年时间,看全球化的指标,包括贸易条件、关税税率,29年大萧条的时候,全球关税税率降低60%;30年前,1992年左右的时候,关税税率是10%左右;到WTO以后,最低大概不到3%左右,现在开始慢慢反弹,历史有一个回归的动能在这儿。在这种情况之下,全球关税税率的反弹是长期的趋势,这种条件下,谁拥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谁就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占有很强有力的地位,我相信通过贸易战以后,投资者认识到这是很强烈的对中国未来很重要的信心修复,这是第二个层面,从贸易层面。 第三个层面,修复整个估值驱动力。目前环境下,政府、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投入,过去这种模式不行了,要拓维,要加大研发。过去十年中国在研发的投入,从占GDP的1%提高到2%,这种研发投入必然带来很多投资机会,反映投资标的结构上,成长股、科技股,很多创新类的企业出现了一波牛市。总结起来,本质上行情的演变由内在的国际环境,一个大的历史利率环境,一个大的政府改革、突围的环境来形成的。 今年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跟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大家觉得经济市场非常有效,好股票有基本面支撑不能往上涨,稍微差一点的在跌,但是它确实基本面不好,如果说这个市场在底部的票,基本面好转,在顶部的票基本面跟不上,也很好做一个抉择把它卖了。证券市场现在处于一个焦虑,好的、贵的但是基本面确实超预期,差的、不好的,基本面低预期。我们一直困惑,一线蓝筹或者核心资产、非核心资产,估值的差,什么时候是一个头?什么时候开始收敛?把这个问题如果想明白以后,风险控制相对来讲好很多。大家经常讲,从投资的谚语来讲,人多的地方不去,去人少的地方,发现去人少的地方全是鬼,把自个儿吓死了。所以我们经过研究有一个结论,什么时候一线资产跟非一线资产,它估值的差会开始收敛,在国内外的证券历史只有一个条件的时候,会开始收敛。当它的基本面,所谓经济开始企稳的时候,开始出现增量经济的时候,它的差就会缩小。如果作为存量经济一定是不会上升,好企业越来越好。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视角,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以后,把握不住更难赚,如果把握得好,比今年更嗨。这个存量不是指流动性,行业基本面,国民经济的基本面。 上证指数2900点,估值便宜,系统性风险还不能够看到,结构性风险,所谓一线蓝筹股在业绩增速开始下来或者不到预期的时候会不会形成踩踏,这是一个风险。[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3日 19:17
瞿秋平: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段
瞿秋平: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段

  原标题:海通证券总经理瞿秋平: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段 来源:证券日报 本报记者 王思文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外开放也是一个基本国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更高认识,是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前进方向和时政抓手。”海通证券总经理瞿秋平在11月13日举办的《财经》年会上表示。 瞿秋平强调,现在我国有庞大存量的资本市场,未来也要面对更重的改革开放、创新的任务,如果不坚持改革,我们的步履会很艰难。这次习总书记进博会上再次阐明了开放的态度,进一步阐明了对外开放在新时代的历史地位以及丰富内涵,我认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大家要充满信心。 具体来讲,一是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领域中,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金镍同200多种产品位居第一。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出口额等指标目前也都超过了美国,正在向高技术制造第一大国迈进。在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已经占了20%。 第二、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一轮科技革命,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瞿秋平进一步表示,我们要抓住关键十年所带来的关键机遇,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的资本市场。要建设这样一个市场也必须开放,一定要以开放的心态去建设好我们的资本市场。[详情]

《财经》2020年会十大金句
《财经》2020年会十大金句

  《财经》2020年会十大金句 原创: 刘胜军 亚当斯密经济学 当政府的所有职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提出高质量发展,就等于强化了监管。 ——李铁 作 者 | 刘胜军 1 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处于“去产能”阶段,需要发展新产能。服务业有空间,但允不允许私营企业去投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只要美国宪法还在,还有效力,而且宪法很难改,美联储的独立性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肯定政客会一直把锅都扔给美联储,自己不背锅,但这种事情美联储的主席们早就适应了,早就习惯了,除非发生美国政治体系大变化。 3 在我和朱镕基讨论中国汇率和美国贸易失衡的看法时,我惊讶于他对中国经济弱项和所需补救措施的详细了解。另外,朱镕基对这类问题的洞察程度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在世界领导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些年来,我们讨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如何将社会职能从国有企业中分离出来、银行监管的最佳形式、让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股市独自发展的必要性等等话题。在那些年间,我越来越欣赏朱总理,很难过地意识到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见面。他当年当任副总理兼中国央行行长的时候,我们成了朋友,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职业生涯。 4 我们看到的是风险在不断地累积,好听一点说信贷错配,难听一点说,制造了大量的僵尸企业,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这样的调整早晚是要到来的。我们国家实际上边际资本产出率在明显上升,我们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已经下降了,有没有产生大量的新的僵尸企业,不知道。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经济有所疲软,再度大声疾呼宽松货币政策,我不反对周期调控,但在大幅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脑子里想一想,形成新的僵尸融资渠道的风险。 5 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否一个“高质量”就可以解决?当政府的所有职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提出高质量发展,就等于强化了监管。各个部门都拿“高质量”作为严苛的条件,结果反而是限制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相比中低速增长的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发展制度和环境的限制。 6 和 2014 年相比,我们现在营商环境的综合排名有了显著的提升,2014 年我们排第 96 位,今年世界银行新的报告我们排第 31 位,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指标的改善就对营商环境满意了。比如获得信贷,我们 2014 年获得信贷排名 73,2019 年仍然 73,到了 2020 年掉到 80。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获得信贷的艰难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有一部分企业实质上是获得担保的,比如有些国有企业还债面临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他。特别是当金融监管使得金融机构要对风险更加重视的时候,那些不能获得救助的企业就会更难获得信贷,因为他们的风险要由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机构的容错空间很小是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之一,我们要做很多努力。 7 有一个推论,说货币政策不可依赖,而财政政策或许可以。所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都把眼光转向了财政,中国本来是在幕后运作的财政政策,现在甚至财政官员也浮出水面表现自己。如果经济在下行,增加财政支出必然是越来越大的赤字,赤字的投资手段就是发债,一到发债又转回来是金融问题。财政和金融其实是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财政债务等等,说实话还是要好好学习最基础的金融理论。黄达教授几十年前就指出:“在宏观层面,金融和财政事实上是国家的两个钱口袋,而且是两个互通的钱口袋。”债和货币大家好像觉得不是一回事,其实是一回事,无非是一个主体发行的流动性程度不同的债务和工具而已。 8 金融对外开放今天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外方,也应该是中国的总体金融行业。一些专家和前政府高官在说,其实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我们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当开放了以后,资金进来了,就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尤其投资标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上会越来越没有空间给康美医药、康得新这样作假的公司。监管已经意识到,有些对外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倒逼国内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9 招商银行是金融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我总结机会有三条。第一,与高手过招能提高你的素质,就像打高尔夫球,天天找不会打的打你永远提高不了。第二,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给我们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没有开放有的时候改革真难往下深入。第三,用引进来换走出去。 10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大量投放货币信贷,并且这些投放的信贷资金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建了许多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各种景观等等,房地产连片开发,到处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年变化之大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由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靠出卖土地即土地财政维持运转,这样各地土地价格成倍上涨,土地收入大幅度增加,同时暴富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年销售额不过几百亿,而近两年,其销售规模连续突破 5000 亿、6000 亿大关。土地出让收入也成为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货币信贷大量投向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的同时,人均货币工资成倍提升,此外,住房、交通、物流等各种成本均大幅度提高,致使中国长期存在的比较成本优势不断地被吞噬,以至于大部分生产制造企业出现生存难题,甚至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生产能力,现在正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状态。 [详情]

平安不动产首席设计师吴衍演讲
平安不动产首席设计师吴衍演讲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于11月13日举行。平安不动产首席设计师吴衍出席并演讲。 平安不动产首席设计师 吴衍 [详情]

武超则:科技是今明两年主线 将成A股向上重要板块
武超则:科技是今明两年主线 将成A股向上重要板块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武超则:科技是今明两年确定主线,将成为A股向上很重要的板块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武超则(女) 财经网讯“2019年是新一轮创新周期的起点,科技是今年、明年,甚至往后看非常确定的主线,成为A股向上很重要的板块。”11月13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武超则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武超则认为电子、通信行业是牛市的内在驱动力。第一,从技术创新的周期来看,2019年往后五年,5G的赛道或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重新诞生一批伟大的公司,这些公司有可能跟3G时代的BAT相PK,4G时代的抖音去PK,能不能诞生这样的公司才决定这个板块到底能走多远。2019年是新一轮创新周期的起点,科技是今年、明年、往后看非常确定的主线,成为A股向上很重要的板块。 第二是很多结构性的机会,比如说国产化、半导体或者芯片,包括信息安全等等这些行业,它又会支撑细分的赛道出来。在这些赛道将来可能会诞生新的千亿市值,属于我们自己的软件公司或者说安全公司等。 第三是关于估值。截止到目前最新电子行业,包括通信行业的估值或者相对板块比较高的。但是相比于2015年那一轮牛市的泡沫化阶段,我们肯定这个差距还非常大,那个时候都是一两百倍,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动态都在40倍上下,其实离那个所谓核心资产的泡沫化还很遥远,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已经在一个阶段性的顶部,  武超则还表示,在2020年,在科技这个赛道行业分化还会继续。科技行业在新产品迭代的过程中,研发人员、研发投入的占比,会决定企业未来三五年在这个赛道里的水平。而目前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领域,龙头公司一年的研发投入基本上是在整个收入占比的20%到15%。但很难发现中小企业能够有太大的在产品上的布局,跟这些龙头公司有绝对PK的能力。所以短期看,资源持续流向头部的公司,分化还会继续。   以下为武超则发言实录: 刘雪峰:我先请各位嘉宾上台,星石投资杨玲;清和泉资本刘青山;重阳投资王庆;太平洋证券的黄付生;中信建设证券研究所武超则。     刚刚主持人讲过了,这么多不确定性因素下表现这么好,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总量上面,都有很好的表现,创业板表现也不错,在结构方面又有相关和不相关的问题,我们请投资界资深的投资人或者分析师来讲一下。 现在比较好的食品饮料、农业这些行业和家电,也有电子医疗和非遗的行业,第一个问题,请各位领导讲一下,从总量的角度和结构性的角度看看今天超预期的表现,它的驱动力因素是什么? 武超则:刚刚几位讲的比较全面了,基于整个市场的回顾,我们都是搞科技股的,从一个视角补充一下,刘总都提到了关于科技的牛市,三季度这一拨,以5G和区块链为代表,这个点还是非常热,我刚刚进门的时候,《财经》的同事跟我说,区块链论坛是他们本次论坛最火的。我们在思考,这个到底有什么内在的驱动力或者说走完了2017、2018年电子,包括通信行业的牛市之后,起码结构性的牛市,再往后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泡沫化了或者说它有没有内在的驱动因素?我分享三点,第一,最核心的是我们认为这一轮,尤其对于科技行业来讲,本身它是需要有一个最底层基本面的支撑,这个基本面就应该是技术创新的周期,根本上来看,从2019年往后看五年或者从2018年开始往后看5G的赛道或者大家寄予厚望的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重新诞生一批伟大的公司,这些公司有可能跟3G时代的BAT相PK,4G时代的抖音去PK,能不能诞生这样的公司才是决定这个板块能走多远或者这个行情是决定性还是最终能够在这个赛道下持续找出好的投资机会,结果一定是肯定的,2019年是新一轮创新周期的起点,科技是今年、明年、往后看非常确定的主线,成为A股向上很重要的板块。 第二,我们看到了很多结构性的机会,比如说国产化、半导体或者芯片,包括信息安全等等这些行业,它又会支撑细分的赛道出来。在这些赛道将来可能会诞生新的千亿市值,属于我们自己的软件公司或者说安全公司等等。 第三,关于估值,大家其实谈到科技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估值,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泡沫之上的,但实际上我们回顾看了一下,截止到目前最新电子行业,包括通信行业的估值或者相对板块比较高的,计算机行业,但是相比于2015年那一轮牛市的泡沫化阶段,我们肯定这个差距还非常大,那个时候都是一两百倍,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动态都在40倍上下,其实我觉得离那个所谓核心资产的泡沫化还很遥远,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已经再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大概是这样三个简单的逻辑,从微观的角度补充一下。 武超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讲刘青山总讲的那个问题,我接着那个问题讲一下,刚好那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看到过去几年核心资产的泡沫化,有这种结构性行情,二八效应非常明显,头部的公司持续估值在被推高。试图从我作为行业研究员微观角度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分化明年会不会继续?限定在2020年,在科技这个赛道,我讲我最专业的部分。我从微观来观察,我觉得这种分化还在继续,目前没有看到明确的能收敛的基本面的支撑,因为刚刚青山总讲到,你可以看宏观经济的增长或者这个趋势有没有发生拐点的变化,收敛这个分化。 从我的行业研究角度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大家看到在科技行业特别喜欢人工智能、信息安全、5G,在新产品迭代的过程中,你的研发投入非常重要,我们都会去观察这个数据,你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的占比,它会决定未来三五年在这个赛道里会是什么水平,也就是你看到今天华为有多牛,这个不是今天决定的,是三年前甚至更早以前,他在这个赛道里出了多少人下去,在5G上投了几百亿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我们看到这里面,大家认为相对比较差的中兴通讯,他在5G上一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120个亿,前提是它的收入是1000亿的规模,只有3个点的净利润率,这样的要素分配决定不太可能支撑一个小公司或者小的创业者在这里面分到一个更大的蛋糕。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比如安全行业,大家觉得非常热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这里面的龙头公司一年的研发投入基本上是在整个收入占比的20%到15%,这个数字绝对值可能换算过来一线的企业。目前很难发现中小企业能够有太大的产品上的布局,跟他们有绝对PK的能力。所以说短期看,资源持续流向头部的公司,分化还会继续,大概率决定三五年之后新的技术赛道上,这些企业会怎么样,像医药行业也是类似的。 刚刚雪峰问了一个问题,再融资放开,科创板注册制的改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我司投行项目做得比较多,现在开始做投价报告了,分析师需要卖股票,这个时候最大的感受就会发现市场化的定价一定会带来真正意义上持续的分化,不管是估值水平还是流动性,这个制度上目前上分化的过程,本身监管对这个决心还是很大的,流动性只是阶段性的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不是一个最终极的解决方案,真正有源头的活水,最终把好公司能够浮现出来,流动性只是阶段性对冲的手段。 刘雪峰:每位嘉宾最后给我们讲一到两句话,不管全面性的乐观还是结构性比较偏乐观,乐观但时点不一样,黄总讲的很看好下半年以后,还有科技领先溢出效应,总体来说没有特别悲观的,每位嘉宾总结一两句话,对投资者有没有风险提示。 武超则:我觉得A股、港股化趋势还在继续,这种分化还在继续,市场变得很有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侥幸,真正基本面差的公司还会持续被市场淘汰。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周熙:中国人均GDP2030年将达到17800美元
周熙:中国人均GDP2030年将达到17800美元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董事长周熙 财经网讯 “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的人均GDP会从2018年的9480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7800美元,进入比高等收入国家门槛再高一点的水平。整个国民财富会比现在的水平增加1.5倍,变成2.5倍,中国在2030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11月13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董事长周熙“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周熙表示,未来进一步开放不论是外资进入中国,还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全球,都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 上述背景之下,如何管理好个人和机构的财富?周熙提到,首先从2017年中国财富的占比配置数据来看,38%在金融资产,62%在房地产,而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财富占比有62%在金融资产配置上,美国则达到了72%。这说明中国在走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未来财富占比在金融资产配置上肯定有所提高。 第二点,在人民币国际化大背景之下,如何提供风险匹配平衡的、能够持续的产品,是未来每一个金融机构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全球化的金融机构可能有更多的优势,不光在中国本土机构,在中国证监会指导监管下的一个产品,同时结合全球摩根其他的平台和基金,通过QDII或QFLP能够为中国居民和机构提供更多元的海外配置的机会。”周熙说道。 以下为周熙发言实录: (圆桌对话主持人)邹润芳:闭关锁国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皇帝1757年发布一道指令,大家也看到了,后面闭关锁国的后果,从民国以后,特别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的开放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对外开放肯定是一个大势所趋,这是历史的潮流,明确加快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限制,减少外资投资者,银行、保险的条件。 今年7月20日,金融委专门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措施,金融业对外开放基本上成为我国整体改革开放政策名副其实的领头羊。今天嘉宾阵容非常好,有国内顶级券商投行的带头人,也有合资基金公司,公募基金的代表,也有全球知名的外资投资机构代表,国内投资界的老将,很难聚集这么一个阵容,刚好今天我相信也会擦出思想的火花。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 周熙:刚才主持人讲闭关锁国,乾隆1757年的事情,其实再往前看3000年,中国向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有历史记载的这3500年,但凡中华民族强大的时候都是心胸特别开阔,开放程度特别大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盛唐,哪怕是南宋的时候,也有很多福建、广东的原住民,移民到东南亚,后来在大航海时代,从中美洲引进了进一步增加人口的土豆、辣椒、玉米,都是那个时候引进的,青铜器的制造,商朝的时候引进是陆地丝绸之路,中国历来以开放心态,包容、融合各种文化和舶来品非常好的一个民族,所以开放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在当前这段时间,有一些说法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呼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和开放,这个对我们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从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来看,从1990年2%占全球GDP,到目前占16%的全球GDP,取得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贸易货物的占比12%,服务业的占比只有6.2%左右,服务业的开放赶上贸易的开放还需要一个距离,在当前的时代下,进一步的发挥开放的作用,从大的背景上来讲,中华民族进一步深入融合进全球文明重大的机遇,在我们行业看来是一个大的趋势,一直在进行,进一步的开放和外资进入中国也好,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全球也好,都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 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中国的服务业在全球生产力的水平,目前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如果跟亚太经合组织的国家来比,我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平均每人产生的GDP,应该是比全球水平20%或者55%的样子。金融业来讲,中国的金融业,每一个雇员、每一个员工年均贡献应该是七八万美金,OECD国家平均水平是15万美金,这样的话,还是有一个55%的差距。我相信通过进一步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外资的金融机构进一步融入中国,中国的金融机构进一步的走向全球,更深的、更广的融入到全球金融机构的大循环体系下,能进一步的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金融机构产品丰富的程度,从而为消费者、企业和投资人提供更好的产品选择,更优的资产配置的机会,更好的能够降低我们风险的成本,对整个中国进一步深入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和高质量的经济体打下很好的基础。 邹润芳:外资的进入度A股来讲,外资进来以后,您觉得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跟大家讲一个数据,我们研究所的研究数据,在2017年以前,外资持有A股的规模随着市场涨跌而变化,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数据,比较随机,2017年以后,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小波折,但是外资基本上在持续买买买,拉长来看,目前外资占A股比重确实是很不变的斜率在提升,外资从2016年底的持股不到6000亿,已经快速增长到2019年1.7万亿,包括所有的外资机构持有A股的市值,包括主权基金、被动基金和主动基金,我们公募目前管理规模权益类是1.95万亿,可能很快超过公募了,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行业是发展了很大的变化,摩根士丹利的周总,您作为基金公司管理人,您募的都是国内的,还有几位外资机构的代表讲讲,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响。 周熙:其实资产管理这个行业说白了是为个人、机构和投资人怎么提供一个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更高的博取阿尔法或者贝塔收益率的行业,取决于你的客户他的风险偏好,取决于能不能长久持续的能够为你的客户带来好的回报。说到这个资产管理行业,我们行业里面也讲了一些所谓的弱点或者弊病,比如说短期行为,不是特别注重长期投资复利的回报,拉开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过去增长的背景下,在未来的十一年,我们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的人均GDP会从2018年的9480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7800美元,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一个比门槛再高一点的水平,世界银行入门门槛是12500美元,这样整个国民财富会比现在的水平增加1.5倍,变成2.5倍,中国在2030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在这个背景下,怎么管理好消费者或者说个人和机构的财富,确实是很大的一个话题,这是第一点。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目前财富的占比,中国目前财富的占比配置来讲,38%,2017年的数据,在金融资产上,62%在房地产上。发达国家的代表,1.27亿人口的日本,财富占比里面62%在金融资产配置上,而美国更高一些,72%的水平。说明我们在走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我们的财富占比在金融资产配置上肯定有极大的提高。 第二点,如何去提供风险匹配平衡的能够持续的产品,这是每一个金融机构,不论是外资进入中国或者是中国的内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考量,这里面还有人民币国际化大的背景。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讲,我们在全球管理了大概5000亿美元的资产,大部分都是主动管理的一些产品,包括跟中国国内类似,也包括了货币基金,我们是市值化的货币基金,很早就开始做了,也包括主动权益,也包括债市,还包括私募股权等等。全球化的金融机构,好就好在它可能有更多的优势,不光在中国本土机构,在中国证监会指导监管下的一个产品,同时结合全球摩根其他的平台和基金,通过QDII或者QFLP提供更多元的,中国的居民和机构提供海外配置的机会。这一点也是金融机构开放之后,持股变化进一步增高之后,从摩根士丹利的角度来讲更加希望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方向。 观众提问: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都是公司的老总,我有两个问题,两个问题都是跟公司拓展业务有关的,我问问题之前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便于各位嘉宾和观众理解为什么问这两个问题,我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负责通州区金融产业的发展,大家可能知道,通州现在已经是北京市副中心了,副中心也在打造自己的金融城,说两个比较实际的,第一,从物理空间来讲正在打造以交通枢纽为核心的高端写字楼建筑群,对标的是香港的中环和日本的新宿,这是物理控件的打造。第二,软件角度来讲,五道口金融学院搬到通州来了,对金融产业生态圈全面提升。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也注意到,观察到在座的各位嘉宾都不是北京的,四位上海,一位深圳,一位武汉,从现象得出一个很粗浅的结论,北京的营商环境在你选择公司注册的时候,可能还不是这么友好,对于北京的营商环境,尤其通州现在在打造副中心,有什么建议?在北京开展业务会考虑,有几个背景,一个大背景是中国新一轮的开放,小的背景是副中心,北京市这么大的市场,占全国市场45%,这么大的市场变得更开放、更友好,这样的背景下面,你们公司虽然注册在外地,在北京开展业务有什么样的考虑? 邹润芳:非常好,第二个问题,如果去通州北京副中心,什么情况下考虑在那边开展业务?你们选择这个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是人才原因还是有一个集群产业? 周熙:我们公司注册在深圳,我理解金融行业是一个信息交流非常重要的行业,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非常重要,又是人力资本或者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密集的一个行业,你的人才供应和它的交易水平和质量非常重要。在北上广,我们经常讲的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这几个大的城市群的概念下,对于员工来讲,居住环境、税收的环境、政府的服务能力非常重要,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讲,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才,上下班人员的交通堵塞程度,刚才瞿总讲了,很重要。未来十年大背景下,智慧城市在这几个大的区域非常好的去发展,解决这些交通堵塞、绿色出行和人员信息的配置问题,我觉得通州肯定大有可为,只不过是看这几大城市群之间,谁服务的意识更高,能够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杨玲:明年继续看好科技类成长股投资机会
杨玲:明年继续看好科技类成长股投资机会

  财经网讯 “虽然从沪深300、创业板指数今年涨幅都在30%左右。但大家分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一季度整体都非常乐观,但是到了下半年,目前仍然分歧还是非常大。但我们是比较乐观,因为我的判断今年是一个技术性的牛市。”星石投资总经理杨玲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星石投资总经理  杨玲 此外,谈到流动性,杨玲表示,今年央行三次降准,整体看流动性相对比较宽松,主要驱动因素是估值修复。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整体上市公司盈利拐点应该能够产生。从今年二季度来看,整个上市公司盈利增速7.9%,增速下滑大幅放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年有可能迎来估值修复的持续以及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拐点的产生。”杨玲认为。 谈明年配置,杨玲建言可以配置进攻性更强一点的股票,比如科技类股票。此外,明年还可以再提升成长股的比例,因为在整个牛市的时候,配置一个弹性比较大的组合是比较好的方向和选择。 以下为杨玲发言实录: 杨玲:非常感谢,我本人历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今年大家分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一季度不用说了,大家整体都非常乐观,但是到了下半年,到了现在,目前仍然分歧还是非常大,但我们是比较乐观,因为我的判断或者我们是这么看待,今年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牛市,肯定是成立的,大家回顾一下,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不管从沪深300的指数来看是从创业板的指数来看,基本上这两个指数大概截止到现在涨幅都在30%左右,这个涨幅大家觉得可能不够惊人,回顾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这两个指数的涨幅,最近这十年里面第三名涨幅,属于前三名。从这个意义来讲,今年是一个技术性的牛市,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为什么很多人不认同这个观点?主要是主持人提了两个原因,第一,行业分化比较明显,两类股票涨的不错,刚才您也提了具体的行业,我们总结一类,一类是蓝筹,核心资产,今年以来,由于大家风险偏好相对比较收紧,核心资产涨得比较好。第二,到了下半年,最近这段时间以来,科技股涨得非常好。这两类,其他的一些行业,尤其是周期性的股票相对表现比较弱,大家整体上感受结构分化比较明显,没有感受到整体的牛市,再加上过去市场波动相对比较大,赚钱效应不是特别的明显,大家没有感觉到今年是一个牛市,但是至少我个人认为,技术性的牛市是成立的。 您刚才提到的驱动这个的主要因素,有两块,一块是在于风险偏好,我们去年也知道有中美贸易摩擦和其他的不确定因素,让大家风险偏好搞得特别收紧,今年大家对这一块,未来的预期相对比较稳定了,并不是说未来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优化,而是未来的预期相对比较平稳了,这就是一个长期的,未来五年、十年可能就是长期的贸易格局,我们去找在这个方向下最好的股票就OK了,风险偏好慢慢大家缓过来了。第二块,还是在于流动性,今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30多个国家降息40多次,全球属于相对比较宽松,中国是因为通胀的压力,使得流动性宽松这一块没有特别明显,但今年央行三次,不管定向还是全面的降准,整个来讲,流动性相对比较宽松,主要驱动因素是估值修复。到明年,情况会更好,整个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杨玲:刚才大家关注的东西还是相对比较统一,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在于面对现在这个情况,明年我们怎么看,到底乐观还是悲观,还是保持中性?我们相对是比较鲜明的,比较乐观的,今年大家说牛市,分歧很大,刚才提到了行业分化很大,从年初截止到今年11月份,翻倍的股票140多只,跌幅超过20%的股票300多只,挣钱效应不显现的情况下,你说牛市,认同度不高。明年我们的判断是全面的牛市,不是一个结构性或者阶段性的牛市,观点说出来以后,大家分歧更大,不同意见更大。我说一下个人逻辑,仅供大家参考。刚才你提到的驱动因素,今年的驱动因素,第一,流动性,相对比较宽松,明年将持续,因为事实上全球的流动性宽松通道已经开启了,这一点这个环境估计明年不太会发生改变,对明年来讲,制约货币政策宽松的有通胀,到明年有可能会发生,最近通胀3.8%了,猪肉价格涨幅超过百分之百了,在通胀的约束下,通胀政策不可能及时想要逆周期进行调整,不可能放松很多。我们考虑这个制约因素,在明年来看应该能够消失,大概率下是消失的。通胀的制约因素下来之后,货币宽松不仅持续,而且还可能力度稍微更大一点,中国货币政策自由度更大一点,流动性宽松不成问题。 第二,流动性宽松这个钱去哪儿?很多觉得流动性宽松,受益应该是房地产,楼市要涨了,赶紧去买房子,我们的判断,到这里不展开讲,这不是房地产的专场,我们的判断是房地产绝对不可能大松,中国又是相对的封闭市场,这个钱流向股票基本上会加速,不仅是国内的钱,包括外资的钱,也会加速流入。所以这个估值的修复,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觉得还会延续,有可能还会略微加快一点,因为随着挣钱效应的不断提出。 我们最最关心的,是不是还是在炒泡沫?我们觉得明年不仅仅是炒泡沫了,而是炒盈利的修复,现在几乎大家看不到,经济增速也放缓,从明年来看经济增速放缓也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提企业的盈利会转好?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关注一个数据,2017年一季度,整体上市公司盈利增速24.6%,到今年三季度,最新的上市公司整体盈利的增速7.8%。我们看一下,已经割去三分之二了,企业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自我调整,有一些是先行变化的,尤其是民营板块,上市公司里边很大的板块,成长股板块里面民营板块比较多,整个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提前反应,它反应受到了冲击相对比较大,这个过程中,我们判断上市公司整个盈利增速放缓的力度是告一段落了,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我们觉得整体上市公司盈利拐点应该能够产生了,这也不是毫无依据的,我们说7.8%这个数据比起2017年一季度来讲跌去了三分之二,比起上个季度,今年二季度来看,今年二季度整个上市公司盈利增速7.9%,整个增速下滑的速度大幅放缓,这个拐点很快就形成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年有可能迎来估值修复的持续以及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拐点的产生,随着挣钱效应逐渐的出来,国内整个资本市场相对是比较封闭的,国外资本项下的流动性不是那么快速,我们觉得明年全面的牛市还是很有可能产生的,我们比较乐观的原因和简单的逻辑。 我们有很多合规的规定,从组合上来讲,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明年的组合可以大胆一点,配置进攻性更强一点的股票,我刚才提到了,科技类股票,今年就已经配了,今年是比较难受的,一季度不错,后面调整又很大,现在又涨上来,受到的争议和分歧还是很大,我们判断到明年,今年在进攻类的配置上是大头,但不是全部,可能在六成左右,我们觉得明年还可以再提升,成长股的比例会大幅提升,因为在整个牛市的时候,配置一个弹性比较大的组合是比较好的方向和选择。[详情]

瞿秋平:完善资本市场配套政策 实现与外资攻守转换
瞿秋平:完善资本市场配套政策 实现与外资攻守转换

  原标题:海通证券总经理瞿秋平:完善资本市场配套政策,可以实现与外资的攻守转换 “纵观这十年,全球的资本市场发展态势,从一个维度去看股指,我们股指的基本态势是不太理想的。”11月13日,海通证券总经理瞿秋平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海通证券总经理瞿秋平 瞿秋平认为,价值发现要实实在在,过去资本市场发展已经取得了很伟大的成就,现在初期面对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当中要有重新定位,这个定位放在哪里呢?更实在的一个角度,观察我们的市场,发现我们的企业,去培育我们的上市公司,使这些企业的价值跟价格能够相符合。原来讲发现伟大企业讲的太多了,所以一上市以后大变脸,因为它不是很伟大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瞿秋平表示,中国资本市场还是一片蓝海,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和外资之间不是短兵相见,而是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我们做什么自己要有信心。 以下是发言实录: 邹润芳:关锁国是历史上非常知名的皇帝1757年发布一道指令,大家也看到了,后面闭关锁国的后果,从民国以后,特别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的开放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对外开放肯定是一个大势所趋,这是历史的潮流,明确加快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限制,减少外资投资者,银行、保险的条件。今年7月20日,金融委专门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措施,金融业对外开放基本上成为我国整体改革开放政策名副其实的领头羊。今天嘉宾阵容非常好,有国内顶级券商投行的带头人,也有合资基金公司,公募基金的代表,也有全球知名的外资投资机构代表,国内投资界的老将,很难聚集这么一个阵容,刚好今天我相信也会擦出思想的火花。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几位嘉宾聊聊,如何看待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 瞿秋平:这个问题很好,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主席发表了主旨演讲,那天我也在会场听了,去年习总书记在进口博览会上讲科创板的事,今年讲了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那天讲改革开放的时候,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在宣讲四中全会的时候,上海这次李强书记自己亲自讲的,讲到进博会,也讲到改革开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外开放也是一个基本国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更高认识,是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前进方向和时政抓手。 今天这个论坛,这一点在座的各位感同身受,有切身体会,市场如果不改革、不开放,现在这么庞大的资本市场,上交所、深交所、新三板,有这么多的存量,又要面对未来更重的改革开放、创新这样一个任务,如果不改革,步履就很艰难。这次习总书记进博会上再次阐明了开放的态度,进一步阐明了对外开放在新时代的历史地位以及丰富内涵,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大家要充满信心。 具体来讲,一是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领域中,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金镍同200多种产品位居第一。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出口额等指标目前也都超过了美国,正在向高技术制造第一大国迈进。在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已经占了20%,这变化非常大,我原来长期在银行当行长,原来找贷款,体现国家的扶优限劣政策,就看500强的名单,现在500强名单当中20%是中国的企业,这个变化在近20年当中,今天跟前20年不能同日而语,制造强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500强中的占比可以看出,优势很明显。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一轮科技革命,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抓住关键十年所带来的关键机遇,这是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的资本市场,要建设这样一个市场也必须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做我们的事,但是一定要开放的心态去搞好我们的资本市场。 在这里顺便讲讲,前面一位演讲嘉宾,你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接下来我讲的话跟你稍微有一点火花冲撞,没有原则的一种冲撞,但是在表达当中要调整,资本市场要发现有价值的企业,但是这个市场老说发现一个伟大的企业。我们价值发现要实实在在,过去资本市场发展已经取得了很伟大的成就,现在初期面对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当中要有重新定位,这个定位放在哪里呢?更实在的一个角度,观察我们的市场,发现我们的企业,去培育我们的上市公司,使这些企业的价值跟价格能够相符合。原来讲发现伟大企业讲的太多了,所以一上市以后大变脸,因为它不是很伟大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邹润芳:寻找价值。 瞿秋平:要寻找价值,要匹配,今天这个论坛慢慢,一步一步把这个理论建立起来,我们已经取得30年的资本市场丰硕成果,面对未来开放的形势当中,我们可以预期,信心满满。 邹润芳:谢谢瞿总,非常精彩。 瞿秋平:这个问题从三个层面来回答,首先,中国市场还是一片蓝海,大家都知道,中国资本现在只是60%左右,跟发达国家比,这个差距还是甚远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和外资之间不是短兵相见,而是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我们做什么自己要有信心。第二,在一部分领域我们是守势,外资是攻势,刚才讲到定价问题,没有讲到市场稳定性的问题,我跟在座的各位讲,在我眼里,我们讲中国资本市场有时跌宕起伏,而且波动很大,最大的割韭菜者也是外资。所以这个问题看到以后,我们的攻力应该放在哪里?这个市场的制度、程序,我们跟制度配套的法律政策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守势变为攻势,要全方位进行审视,把我们应该做的,比如说制度的稳定性,我们说信心更重要,我们市场发展的趋势,从政策引导、市场引导,包括监管的理念和监管的守势要做完整配套,资本市场是有资本市场特点的,这种特征认识清楚了以后,对市场的稳定性,我们加速和全球资本市场是有关系的,守势跟攻势要相互转换,这里面有政策因素的。 第三,我要说的,竞争是持续发展的动力,说句我的心里话,纵观这十年,全球的资本市场发展态势,从一个维度去看股指,我们股指的基本态势是不太理想的。我们还是要从改变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实实在在的保护投资者,这方面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在实践上要有一种合理的布局,有了这个布局,刚才我讲到的第二点,守势、攻势也会进行转换。 瞿秋平:我们要倡导中国投资者到国外割割韭菜,现在还没有匹配,一匹配了以后,你的观点充分呈现,我的观点就会出来。 瞿秋平:这两个问题很好,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营商环境是多维度的,我给你一个建议,从东长安街往通州方向开,那边有一个收费口,你要把它取消,要免费,通州跟朝阳区就连成一体了,现在快速干道,地铁都连成一体了,地面上还有这个口,先把这件事做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详情]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明年A股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明年A股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明年A股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业绩驱动可能带来超预期行情 “今年以来的行情,尤其前四个月,主要是估值修复,业绩驱动是次要的。4月份以后的行情很明显呈现结构性特征。明年整体上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如果有行情的话,我们也要指望有一个业绩驱动。”11月13日,重阳投资总裁王庆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 王庆认为,影响A股在全球股票市场中2018年跌的最多、2019年涨的最多有四方面因素,分别是国内去杠杆政策、资本市场政策、美联储政策等重大调整以及贸易谈判起伏不定。 王庆最后表示,如果明年有超预期的地方,那恐怕要在业绩驱动方面试图捕捉相关的规律性。 以下为王庆发言实录: 回顾一下2019年,2018年A股全球股票市场中跌的最多的,2019年A股全球市场涨的最多的,巨大的变化,要想解释它,从四个方面大级别的变量,我们国内去杠杆的政策,2019年相对2018年有重大的调整,关于资本市场的政策也有重大调整,我们外部环境,美国联储的政策也有重大调整,贸易谈判在这个过程中起起伏伏,这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今年初以来,A股有巨大估值修复的重要原因,后续的市场振荡整理以及个别时间出现的调整也跟这些因素的变化有关。当然,后面4月份以来,我们市场表现出更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也就是刚才杨玲总讲的核心资产受到市场的关注,正像清和泉的青山总所讲的,核心资产三分之一把去年跌的修复了,三分之一业绩成长,三分之一又是估值的扩张,似乎下来以后,核心资产也定价相对比较充分了。所以2019年这个市场就是杨玲总讲的牛市,但是牛市过程中,随着结构性市场的演绎,一部分板块被市场理解的比较充分了,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点的确需要考虑未来一段时间,未来12个月会不会有牛市,会不会有结构性行情以及怎么布局,我非常期待下一个问题。 我接着青山总讲的补充一下,今年以来的行情,尤其前四个月大的行情主要是估值修复,业绩驱动是次要的,4月份以后的行情很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所以明年会是什么样的,杨玲总比较乐观,她认为有估值修复也有业绩驱动,我倾向于认为,整体上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如果有行情的话,我们也要指望有一个业绩驱动。从这个意义来讲,我的观点跟青山总像,这是一种期望,如果有业绩驱动的话,这个市场还会有不错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2019年结构性行情,尤其是体现为所谓的核心资产和科创两个比较亮丽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反映了我们投资者对经济的景气前景信心不足,所以才对与经济景气前景关系不是那么大的消费和科创给予比较高的溢价,一方面所谓业绩确定性溢价,一方面有政策方面的溢价,背后反映对经济景气前景不足,青山总讲的还是存量经济。如果我们认为明年经济有拐点,上市公司业绩有拐点不是简单存量的框框了,如果跳出这个框框,也许市场会有新的表现。所以我们倾向认为,如果明年有超预期的地方,那恐怕要在业绩驱动方面试图捕捉相关的规律性。 最后,杨玲讲的双击,业绩驱动和估值修复都起作用的一块,有可能发生在港股上,这个倒是有可能的,我做这点补充。 总结下来每年底做预测的时候,大家预期都错了,这时候大家都等最后一点,也没有发生,今天讨论一下没有特别强的一致观点,未来来看,风险也不是特别大,机会还是结构性的机会,倾向于判断今年的结构性机会肯定不是明年的结构性机会,我们要等明年的结构性机会,明年的核心资产跟今年不一样。[详情]

黄付生:市场越来越理性 未来可能不会出现全面性牛市
黄付生:市场越来越理性 未来可能不会出现全面性牛市

  原标题:太平洋证券研究所所长黄付生:资本市场越来越理性,未来可能不会出现全面性牛市 “2020年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是牛市的话,明年下半年是一个牛市的起点”11月13日,太平洋证券研究所所长黄付生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黄付生,太平洋证券研究所所长 黄付生认为,2019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全球来讲回报率比较好。对机构投资者来讲,无论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还是保险、资产回报都是很好的,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2019年是非常好的牛市,但对广大的个人投资者来讲,2019年是一个典型的熊市。无论QFII还是股权市场绝大的牛市,这是结构性市场点的特征。 黄付生表示,整个资本市场,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投资机构,现在市场运营的逻辑随着整个投资者越来越理性,机构化越来越高,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所有投资对于公司的把握都和以前的逻辑不一样了,当然市场的表现也会不一样,也可能未来中国市场不会出现以前2007年和2015年全面性的牛市,未来也看不到了,将来都是这种市场的表现形式,也完全有可能。 以下是发言实录: 黄付生:2019年来讲,刚才嘉宾也都提到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全球来讲回报率是比较好的,但是对机构投资者来讲,大家会看到买公募基金,无论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还是保险、资产回报都是很好的,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2019年是非常好的牛市,但对广大的个人投资者来讲,2019年是一个典型的熊市。无论QFII还是股权市场绝大的牛市,这是结构性市场点的特征。所以这一两年中国资本市场整体运营的结构和以前,无论2017年的牛市还是2009年、2012年、2014年的牛市,市场运营的格局都不一样了,都变了,无论跟踪传统行业还是周期性的行业,他们在不同景气周期股票市场的表现和前几轮市场表现完全都不一样,很多很典型的中期股变成核心资产,按照以前的逻辑,产品价格在下降,整个行业的需求不行,业绩在下滑,股票价格要跌回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不跌了,而且稍微有调整都创新高,这是大的传统行业来讲。 从今年表现最好的几个行业来看,食品饮料和农业,我看了十年,我们会看到,食品饮料来讲,2018年下半年基本上短短三个多月,我记得很清楚,从十一之后,长沙秋季糖酒会之后,茅台跌了30%多,其他白酒跌了50%,上一轮经济通缩开始的,2016到2018年,中国靠基建,慢慢从2014年一点多推动了这几年的恢复,白酒公司业绩超预期的推动下,2019年很快创了新高,收复了2018年失地,又涨一倍了,成为表现非常好的行业。从农业来讲农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2019年之前,2016年上一轮农业猪周期的顶点表现比较好,2017、2018跌的也是很惨的,猪周期的低点在2018年四季度之后,两三个月,很多股市涨了四倍、五倍,农业整体行情,上半年农业表现第一的,基本上一季度涨完了,二季度振荡的,之后出现了龙头公司创新高。总体来讲,整个市场,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投资机构,现在市场运营的逻辑随着整个投资者越来越理性,机构化越来越高,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所有投资对于公司的把握都和以前的逻辑不一样了,当然市场的表现也会不一样,也可能未来中国市场不会出现以前2007年和2015年全面性的牛市,未来也看不到了,将来都是这种市场的表现形式,也完全有可能。 黄付生:我部分赞同杨总的观点,基本上完全赞同青山总的观点,他说的又太含蓄,等会儿我说的更深入一点。2020年我个人认为,我们整体的观点来讲,如果说是牛市的话,明年下半年是一个牛市的起点,明年上半年无论债务的违约还是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的处置,各种实体企业。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宏观经济来讲,一头猪牵扯了全球的神经,虽然10月份CPI3.8%,11月份CPI应该没有大家预期的这么高,因为整个猪价,11月份已经半个月了,环比是回落的,10月份的时候生猪价格突破了40块钱一公斤,现在基本上维持在35块钱。现在养殖户压栏非常厉害,压栏会获得更高的利润,12月份,包括1月份需求很好的时候,供应量相对会起来,我个人判断,CPI一定会突破4,但是没有大家提到的5或者到6这么高。但是大概率可以肯定的是,明年春节之后,特别是一季度之后,整个生猪供应量是上来的,猪价一定是环比回落的,不可能很快的像以前周期似的,从2016年到2017年,一年回落从22块钱一公斤回落到10块钱之下,但是它高点下来,环比回落的速度也会非常快,春节的时候,整个生猪价格45或者50块钱,但是到下半年的时候回落到20、25块钱,这样的话,CPI的高点一定是明年一季度,可以预期的,大概率中国经济会面临一到两年的估价持续回落,像2014年一样步入一个通缩,看得更远一点,2021年一季度,如果整个宏观经济还是这个样子,基本上CPI一定是一点多,不会超过2%,这样的话,从明年下半年到2021年,整个经济现状和2014、2015年差不多,明年下半年货币出现实质性的宽松,降息是大概率的,因为全球都在降息,经济都是这个样子。 回到青山总提到的,中国就有新的机会,这几年抱团的核心资产,特别是消费,如果说市场风格出现切换,出现分化的话,大概率应该是在明年一季度之后,因为市场就有新的机会了,通缩的时候,CBI持续项下,宏观经济不知道起稳,回升概率是很小的,未来大家还在选L型的一横,如果CPI项下是简单的通缩,物价向下,这样成长性的行业都是新的增量。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对照2014年,2014、2015年中国经济非常差,消费也很差,就是因为货币比较宽松,成长性的行业,风险溢价比较高的,这个市场的热点。回过头来看,今天茅台又创了新高,今年马上年底了,买方机构想2020年怎么布局,稍微换了换,发现不行,只要换了,更赔钱,又回去了。所以只有出现整个的宏观经济和市场风格明显的切换找到新的增量和新的投资方向之后,它才能换,每年年底的估值切换行情或者市场风格变化的行情,可能就推迟到明年2、3月份去了,不会在11月份、12月份发生了。总体来讲,明年我们是乐观的,但是时点要到明年一季报之后,明年下半年之后会越来越乐观,整个市场风格的变化,投资行为的变化,在明年一季报之后发现很大的变化。 黄付生: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风险还是整体宏观经济的风险,明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防风险、去杠杆的最后一年,整体实体经济现在这么差,出清之后,如果整体经济还是失控,没有新的动能,起不来,预期起不来,平稳不住的话,整体宏观经济没有很好的预期,对整体来讲是一个最大的风险。[详情]

刘青山:利率下行、逆全球化是目前宏观环境两大趋势
刘青山:利率下行、逆全球化是目前宏观环境两大趋势

  原标题:清和泉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青山:利率下行、逆全球化是目前宏观环境两大趋势  “全球关税税率的反弹是长期的趋势,这种条件下,谁拥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谁就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占有很强有力的地位。” 11月13日,清和泉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青山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清和泉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青山 刘青山表示,在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依然可以找到几个确定性宏观因素:第一,利率长期往下走的趋势;第二,逆全球化的趋势。在逆全球化趋势中,谁拥有统一的、单一的市场谁就有话语权,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优势非常明显。 他谈到,今年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投资者普遍感到市场非常有效,好股票受基本面影响难以上涨,稍微差一点的股票则在下跌。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青山:谢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今年的行情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对于2018年行情的修复。2018年在贸易战、金融去杠杆分正常因素影响下,大家心态在恢复。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市面上所谓核心资产的蓝筹涨幅三分之一的估值是修复去年的估值下跌,今年大概三分之一扩张,三分之一是今年的业绩增长,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这个行情的性质还是处在,这个题目叫做不确定宏观经济条件下确定性的机会,在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可以找到很明确的几个确定性宏观环境。第一,利率长期往下走的趋势,这是一个宏观环境;第二,逆全球化的趋势,因为逆全球化会导致谁拥有统一的、单一的市场谁就有话语权。从这个角度讲,大家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我可以展开来讲一下,我们统计过,在过去100年时间,看全球化的指标,包括贸易条件、关税税率,29年大萧条的时候,全球关税税率降低60%;30年前,1992年左右的时候,关税税率是10%左右;到WTO以后,最低大概不到3%左右,现在开始慢慢反弹,历史有一个回归的动能在这儿。在这种情况之下,全球关税税率的反弹是长期的趋势,这种条件下,谁拥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谁就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占有很强有力的地位,我相信通过贸易战以后,投资者认识到这是很强烈的对中国未来很重要的信心修复,这是第二个层面,从贸易层面。 第三个层面,修复整个估值驱动力。目前环境下,政府、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投入,过去这种模式不行了,要拓维,要加大研发。过去十年中国在研发的投入,从占GDP的1%提高到2%,这种研发投入必然带来很多投资机会,反映投资标的结构上,成长股、科技股,很多创新类的企业出现了一波牛市。总结起来,本质上行情的演变由内在的国际环境,一个大的历史利率环境,一个大的政府改革、突围的环境来形成的。 今年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跟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大家觉得经济市场非常有效,好股票有基本面支撑不能往上涨,稍微差一点的在跌,但是它确实基本面不好,如果说这个市场在底部的票,基本面好转,在顶部的票基本面跟不上,也很好做一个抉择把它卖了。证券市场现在处于一个焦虑,好的、贵的但是基本面确实超预期,差的、不好的,基本面低预期。我们一直困惑,一线蓝筹或者核心资产、非核心资产,估值的差,什么时候是一个头?什么时候开始收敛?把这个问题如果想明白以后,风险控制相对来讲好很多。大家经常讲,从投资的谚语来讲,人多的地方不去,去人少的地方,发现去人少的地方全是鬼,把自个儿吓死了。所以我们经过研究有一个结论,什么时候一线资产跟非一线资产,它估值的差会开始收敛,在国内外的证券历史只有一个条件的时候,会开始收敛。当它的基本面,所谓经济开始企稳的时候,开始出现增量经济的时候,它的差就会缩小。如果作为存量经济一定是不会上升,好企业越来越好。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视角,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以后,把握不住更难赚,如果把握得好,比今年更嗨。这个存量不是指流动性,行业基本面,国民经济的基本面。 上证指数2900点,估值便宜,系统性风险还不能够看到,结构性风险,所谓一线蓝筹股在业绩增速开始下来或者不到预期的时候会不会形成踩踏,这是一个风险。[详情]

黎涛:金融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窗户会越来越大
黎涛:金融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窗户会越来越大

  原标题:富敦投资中国区总经理黎涛:金融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窗户会越来越大 财经网讯,“以我多年在国内的从业经验以及对政策的了解,我看到金融行业对外资开放已经打开了一扇窗,它会慢慢越开越大,最终打开一扇门”,11月13日,富敦投资中国区总经理黎涛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2001年的时候,他曾经参与过筹备中外合资的公司,经历了国内从2002年发放中外合资私募基金牌照,一直到2016年允许海外基金公司独资企业可以申请私募管理的牌照,金融行业开放的步伐跟力度发展迅猛。 富敦投资中国区总经理黎涛 黎涛认为,外资进入国内的资本市场,应该从两个维度探讨,第一,海外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第二,海外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 黎涛同时认为在看待外资方面也应该有两种视角,一方面我们看到一部分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目的是短期逐利,另一方面,保险资金或者国家主权基金、大学的年金,他们的投资期限是很长的,例如淡马锡管理投资到中国QFII的资金,这个钱从2006年投进来就没有动过,翻了很多倍,所以外资也有长期投资的资金。 以下为吴衍发言实录: 黎涛:谢谢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机构的背景,富敦总部在新加坡。我们母公司富敦新加坡,是新加坡政府淡马锡的资金管理人,现在是新加坡最大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刚才几位嘉宾已经从各个维度,宏观的、政策的、历史的都分享过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些历程。从我自己个人金融行业从业经验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2001年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过筹备中外合资的公司,2006年的时候,我筹备过一个中外合资的人寿保险公司,2017年再次回到上海,参与纯外资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筹建。重新回到上海的时候,最重要的考虑是在中国基金管理行业,从2002年开始发中外合资私募基金牌照到2016年,十几年才第一次说海外基金公司独资企业可以申请一块私募管理的牌照。当时做这个决定再回到上海,是因为我觉得从我这么多年在国内的从业经验,我对政策的了解,打开了一扇窗,它个会慢慢越开越大,最终打开一扇门。当时没有预计到金融行业开放的步伐跟力度可以这么迅猛。 跟大家分享几个时间点,2016年6月基金业协会国十条说,外资可以申请私募管理人牌照,我们是因为在国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全球第三家资产管理公司获得私募管理人的牌照。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了之后,财政部说对外发布,三年之后取消外资在公募基金公司的股占比的上限。2018年6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说,2021年取消外资在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股占比的上限。今年前一些时间,证监会说,2020年4月1日,取消上限。最新的国务院发文是2020年取消这个上限。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首先,我知道每三个月对董事会重新做一次商业未来整个公司发展的报告。对于外资来说,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2001年筹备过一家中外合资的基金公司,外资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机构一早都很希望能够进入中国,无论是保险、无论是证券还是基金管理行业,终于明年2020年金融行业对外资全面开放的元年,之后的这些影响,我们会在后续的环节中讨论到。 主持人刚才提到两个数字,外资拿着中国A股的估值1.7万亿,所有公募的基金公司拿着中国A股的估值1.9万亿,这是3月份的数字。今年还有一些数字,QFII额度从去年底1500亿美金到今年初放宽到3000亿美金,QFII额度已经取消了。外资进入我们的资本市场,应该从两个维度或者两个角度探讨,第一,我们谈的是海外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第二,海外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看。 首先,外资的这些属性,我同意康总说也有逐利的,我之前负责管理海外的保险资金,正如康总所说,中国A股市场只是我配置的其中一个市场,我要看它跟海外其他市场的联动性,到底这个市场的性价比高不高。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也有一部分的海外资金是属性非常长期,兴业证券的王总所分享的,外资当中也有蛮多的保险资金或者国家主权基金、大学的年金,他们的投资期限是很长的,淡马锡管理投资到中国QFII的资金,这个钱从2006年投进来就没有动过,翻了很多倍,所以外资也有长期投资的资金。当然,它会有很多投资风格,外资现在没有障碍的进入中国股票市场,外资的偏好、外资投资的理念,外资对于金融工具使用的熟练程度,各方面都对中国A股的生态带来影响,而且外资在未来一到两年,海外资金进入中国A股市场已经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的事实。 至于第二个问题,海外的基金管理公司来到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QFII,相信很会有一些纯外资的公募基金公司会出现在这个市场里面。为什么海外基金管理公司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这个市场里面,像周总,也是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当中肯定有一些不一样之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刚才何总也提到风险管理,虽然何总提过,这一点希望多提一点,在我们发产品的时候,一个亲身经历,在渠道发产品的时候,很多投资人听我们的介绍,通常放10到15分钟专门讲风险管理,投资人纷纷觉得非常新奇,他说之前听了这么多路演,就跟你讲市场、讲回报、讲股票,只有我们会跟他们讲我们应该怎么样看风险,我们如何去控制风险,就像刚才周总所提到,外资这块理解方面,毕竟海外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历练以及在这样严格的金融监管环境之下,在这方面的理解跟做法可以带给资本市场的一些新鲜的风气或者清新一点的信息。 刚才瞿总提到外资割韭菜,台下有听众鼓掌,作为一个管理过外资,现在也在外资资产管理工作,给我自己洗一下清白,我在做所有的路演里面,所有的投资者看了我的眼睛都是怀疑的、仇恨的,一谈到外资,弹出来三个字割韭菜,首先我要证明一下,在英文里面没有割韭菜这个专业术语,这是在中文的术语,割韭菜通常讲的是要么你操纵市场,利用你的信息优势或者是上市公司、你是一个市场参与者,你有这些信息优势,你故意把这个股价做下来或者做上去,利用信息优势获利,很坦白来讲,外资在这个领域里面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错觉呢?这个错觉也是财经媒体喜欢用来去讲的,面对在场这么多财经媒体,也要给自己洗一下清白,因为通常出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如果大家上谷歌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外资又进来割韭菜,通常是市场经历大的波动的时候,大家卖股票的时候,有枪指着你的脑门让你卖股票吗?没有吧,卖股票是你个人的决定。当国内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都在卖股票的时候,大家再打开数据一看谁在买股票,通常那时候弹出来的就是外资,三个月之后市场修复了,股市上去了,但我们的投资者又开始进场了,情绪又修复的时候,谁在卖股票?外资,马上大家又形成这样的感觉,外资进来割韭菜,其实大家不知道,那个股票买了三年了,为什么大家卖的时候我敢买,因为我对上市公司的价值非常了解,我有这个信心,这就是价值投资,跟市场上我们很多时候趋势投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我认识那个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我知道他,对他上下游的业务链都调查得非常清楚,我知道这一刻他的股价波动不是因为他的经营层面发生问题,而我的钱是长钱,为什么不是好的买入时机呢?当市场修复的时候,股价又超过对这个企业价值判断的时候,我自然要卖,这一点不但为我自己,为很多外资的同行自证清白,这里至少有三个外资人。我的桌面没有一个水晶球告诉我说,那个时候该进去割韭菜了,我从业20多年,真没有碰到过一个居心叵测跑中国搞割韭菜的。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王庆:明年A股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
王庆:明年A股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

  原标题: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明年A股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业绩驱动可能带来超预期行情 财经网讯“今年以来的行情,尤其前四个月,主要是估值修复,业绩驱动是次要的。4月份以后的行情很明显呈现结构性特征。明年整体上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如果有行情的话,我们也要指望有一个业绩驱动。”11月13日,重阳投资总裁王庆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 王庆认为,影响A股在全球股票市场中2018年跌的最多、2019年涨的最多有四方面因素,分别是国内去杠杆政策、资本市场政策、美联储政策等重大调整以及贸易谈判起伏不定。 王庆最后表示,如果明年有超预期的地方,那恐怕要在业绩驱动方面试图捕捉相关的规律性。 以下为王庆发言实录: 回顾一下2019年,2018年A股全球股票市场中跌的最多的,2019年A股全球市场涨的最多的,巨大的变化,要想解释它,从四个方面大级别的变量,我们国内去杠杆的政策,2019年相对2018年有重大的调整,关于资本市场的政策也有重大调整,我们外部环境,美国联储的政策也有重大调整,中美贸易谈判在这个过程中起起伏伏,这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今年初以来,A股有巨大估值修复的重要原因,后续的市场振荡整理以及个别时间出现的调整也跟这些因素的变化有关。当然,后面4月份以来,我们市场表现出更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也就是刚才杨玲总讲的核心资产受到市场的关注,正像清和泉的青山总所讲的,核心资产三分之一把去年跌的修复了,三分之一业绩成长,三分之一又是估值的扩张,似乎下来以后,核心资产也定价相对比较充分了。所以2019年这个市场就是杨玲总讲的牛市,但是牛市过程中,随着结构性市场的演绎,一部分板块被市场理解的比较充分了,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点的确需要考虑未来一段时间,未来12个月会不会有牛市,会不会有结构性行情以及怎么布局,我非常期待下一个问题。 我接着青山总讲的补充一下,今年以来的行情,尤其前四个月大的行情主要是估值修复,业绩驱动是次要的,4月份以后的行情很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所以明年会是什么样的,杨玲总比较乐观,她认为有估值修复也有业绩驱动,我倾向于认为,整体上估值修复空间要小很多,如果有行情的话,我们也要指望有一个业绩驱动。从这个意义来讲,我的观点跟青山总像,这是一种期望,如果有业绩驱动的话,这个市场还会有不错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2019年结构性行情,尤其是体现为所谓的核心资产和科创两个比较亮丽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反映了我们投资者对经济的景气前景信心不足,所以才对与经济景气前景关系不是那么大的消费和科创给予比较高的溢价,一方面所谓业绩确定性溢价,一方面有政策方面的溢价,背后反映对经济景气前景不足,青山总讲的还是存量经济。如果我们认为明年经济有拐点,上市公司业绩有拐点不是简单存量的框框了,如果跳出这个框框,也许市场会有新的表现。所以我们倾向认为,如果明年有超预期的地方,那恐怕要在业绩驱动方面试图捕捉相关的规律性。 最后,杨玲讲的双击,业绩驱动和估值修复都起作用的一块,有可能发生在港股上,这个倒是有可能的,我做这点补充。 总结下来每年底做预测的时候,大家预期都错了,这时候大家都等最后一点,也没有发生,今天讨论一下没有特别强的一致观点,未来来看,风险也不是特别大,机会还是结构性的机会,倾向于判断今年的结构性机会肯定不是明年的结构性机会,我们要等明年的结构性机会,明年的核心资产跟今年不一样。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刘羽:商业地产未来仍有较大发展机会
刘羽:商业地产未来仍有较大发展机会

  原标题:罗兰贝格区域经济与房地产行业中心首席研究员刘羽: 商业地产未来仍有较大发展机会  “未来将会是一个大资管时代,只是早来和晚来的区别。整个商业地产的资产流动性会进一步增强,资金来源会进一步打通,所以商业地产未来仍然有较大的发展机会。”11月13日,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区域经济与房地产行业中心首席研究员刘羽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区域经济与房地产行业中心首席研究员 刘羽 刘羽认为,都市圈的构建要有前瞻性的考虑,要深入谋划功能匹配和空间匹配,并在更高、更远的层面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对高能级城市来说,老旧城区改造是它们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北京有很多老旧写字楼要做改造,却没办法做整合和提升,因为核心区的写字楼都是散售的,很难对城市的存量资产进行相应整合。而对于一些成长型城市来说,则要更加注意重大城市功能的布局、重大赛事的布局。” 在刘羽看来,很多商业地产公司正在向低能级城市下沉。快手、拼多多等向低能级城市快速下沉的APP和互联网产品,正在快速抢夺小镇青年的消费时间,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而“这是所有商业地产在进军下沉市场时遇到的近期挑战”。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羽:我讲四个观点:第一,都市圈的整个发展是中央和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各个行业对城市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理解深化。过去20年,如果当时去判断哪些城市会崛起,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到今天,哪些城市会成为新一线城市,哪些城市会成为崛起型的城市,相对而言会有一个趋同的答案。很多城市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良性的成长区间,而对应的另外一些城市,可能是稳步增长或者进入到衰退区间。所以我认为,整个都市圈概念的提出和重视,是对中国过去城市发展格局演进的一个深化。 第二,都市圈相对城市群而言,是空间尺度更小的一种城镇组合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讲,这种概念不能总当做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都市圈也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都市圈内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连接,应该是两地人之间活动的一种互动和强连接,门到门的连接不超过两个小时,是都市圈大致可以划分的范围。高铁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延伸,拉大了整个都市圈辐射的范围。 第三,区域可能会存在分化。过去是东边比较富裕,西边相对落后,所以是东西差异的问题,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各个城市的发展,未来区域的发展可能是南北之间的分化,南方核心都市圈内的一些城市,成长性会更高一些。 第四,都市圈里核心城市的分层、分类。我把都市圈里的核心城市分成三类:一类是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大部分进入到了天花板的形态,对应其政策、城市承载力以及人口和产业相对集中的效率来说,未来会存在一个天花板。北京、上海在人口增长、产业增长方面都存在一些天花板,对应它和周边城市的联动关系,就是自身的结构调整和向周边的外溢。第二类是成长型的城市。现在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大城市,已经进入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当中,这些城市未来的目标可能是2000到2500万。它们是在全国更大范围内进行要素的集聚,同时对周边进行相应的辐射和外溢。第三类是相对中、低能级的区域型核心城市,这些城市更多是以虹吸型为主,它对周边的带动是相对有限的。 我相信,都市圈的发展本身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策略和逻辑。我们认为,未来要从政策顶层的资源配置和微观层面的市场化竞争两方面来思考都市圈如何发展,以及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马克:刘羽,你跟不同的政府做了好多项目,之前也在发改委做规划。都市圈要从两边一块使力:一个是政策层面,一个是市场主体的层面。从你的观察来看,当政策端在做规划、制定蓝图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刘羽:关于都市圈的发展,我们政府各个部门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化,也请外脑、专家、智库在做更多的研究。中央和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对城市化的研究和深刻程度还是很好的。 我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第一,就目前我们国家的导向,发改委出台了指导意见,这是很好的导向。发改委并没有出台一个非常明确、机械化的规划,而是一个指导意见,指的是都市圈未来需要大家相互探索,需要自下而上,然后再做经验的总结,再做推广。第二,都市圈的发展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的问题,我们现在核心的资源配置有哪些呢?核心交通设施的规划、审批、资金的来源,比如高铁、轨道交通。用什么样的速度、节奏和在哪些空间上布局,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分配。另外是供地制度,像深圳,自身空间狭窄,它的供地相对有限。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如何进行供地制度的调配,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资源分配。第三,国家会打造国家级的关键功能性平台,像自贸区等等,在一些功能性平台的分布和打造时,也要有不同的策略。 我个人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源配置,要在更高层面进行相应的统筹,如果我们认为都市圈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那么以上的核心资源如何能在更顶层进行配置,是需要思考的。在做综合考虑的时候,对都市圈的理解,可能缺乏整体的统筹和规划。 对于地方政府,在一届任期内可能要想得更远一些,如高能级城市普遍遇到的问题是:城市的存量资产盘活有难度,流动性很低。这并不是当期政府导致的,而是过去我们对存量产权制度并没有考虑很清楚,比如老旧城区的改造,推进的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这是高能级城市要思考的。再比如,北京有很多老旧的写字楼要做改造,最后发现没有办法做整合和提升,原因在于核心区的写字楼是散售的,各个楼层都已经卖掉了。在这样的状态下,没办法对城市的存量资产进行相应的整合。对于一些成长型的城市,还会有更多重大城市功能的布局、重大赛事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思考空间上的把握呢?我去过很多城市,会觉得它的机场离得太远,可能50年也没办法发展到机场所在的片区,有些工业区又离主城区太近,可能每过15年就要重新搬一次。如果城市发展到2000万人,那么25年以后,仍然要面临第二次的搬迁。所以,城市规划要有前瞻性的考虑,在功能匹配和空间匹配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刘羽:关于线上和线下竞争的关系,过去很多年里,线上对线下的冲击是很大的,但在核心城市,基本上已经到了相对稳定的点。现在很大的问题在于,很多商业地产公司在向低能级城市下沉。快手、趣多多等向低能级城市快速下沉的APP和互联网产品,正在快速抢夺小镇青年的消费时间,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这是所有商业地产在做下沉的时遇到的一个近期挑战。 罗兰贝格认为,未来将会是一个大资管时代,只是早来和晚来的区别。一个商业中心从拿地到开业可能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正常运营还需要三年的时间,而资产的退出大概是在八年到十年的状态。过去五年我们有大量新增的商业地产的项目和资产,还没有达到可以进行资产退出的稳定阶段,而我们背后的金融环境和政策支撑,也在逐步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大资管时代最后一定会到来,整个商业地产资产的流动性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资金来源,乃至海外不同类型的长期资金渠道可以进一步打通,所以商业地产未来仍然有比较大的发展机会。 我们不要把商业地产完全和狭义的购物中心等同起来,因为每家企业都在做相应产品的迭代,很多企业把文创、社交场景叠加进去,有些企业会把室外体育的公园叠加进去。未来,单纯购物中心的竞争力可能会持续下降,我们还帮一些领先城市做了电竞馆的规划,新时代快速成长的业态会和年轻人的社交场景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对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购物中心进行不断地迭代、改造和提升。过去20年北京的百货商场,到今年已经调改成了酒店式公寓。未来20年,我们常去的那个旧的购物中心还会排第一吗?可能要画一个问号。 刘羽:补充一句,居民利用商业地产来实现财富效应快速增长的渠道,是没有的。但它可能是另外一个资产保值增值、资产配置的新渠道。为什么这么说?过去有很多散售的商业地产,运营效率并不好,没有给城市带来增值效应,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倾向于让开发运营商或者运营商自持,这在写字楼里也是非常明确的。 谁在持有资产?过去开发商都是用自有资金持有,但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长期资金选择商业地产做投资,包括背后相应的险资,甚至养老基金、海外另类不动产基金,他们会有更多持有的机会。而这些持有的资产,很多是上市公司,或者通过一些理财渠道发行新的金融产品,对老百姓的保值增值可能是一个间接的投资渠道。因为我国商业地产可能长期处在结构性过剩的状态,所以它的商业投资回报率不能超过整体经济水平,或者达到其他类资产配置的更高水平状态。所以,通过投资商业地产而让老百姓实现财富效应的快速增长,这个命题未必能成立。 马克:最后一个问题,都知道咱们的都市圈现在有三个“极”,第四极有可能会是哪里? 刘羽:我认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第四极,但中国未来可能会有10个左右强势成长型的都市圈齐头并进,而它们处在赛马机制当中。要评判谁胜出,可能要等到5年至8年以后。整体来讲,南方区域和北方区域相比,可能成长得要更快,也要更健康。[详情]

刘锋:金融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是信息对称
刘锋:金融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是信息对称

  原标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金融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是信息对称  “金融市场能够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首先要求信息对称,但投资者跟融资者天然就是信息不对称。”11月13日,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 他呼吁,传递资本市场相关信息需及时、准确、全面,这是基本的市场要求。既然是资本市场,就应该秉着资本市场的规矩、规律来运转,监管部门、中介机构及其他市场的参与主体都应该以这个标准为准绳。假以时日,我们的市场才也可能恢复信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最后,刘锋谈到,对于注册制,相信未来将会是中国资本市场会普遍采用的方式,而中国亦需逐渐放宽相关标准。 以下是演讲实录: 刘锋:谢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主要是像刚才陆挺先生这样做某一个方面的经济判断跟预测,有宏观的、有市场的。今天来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比较多,我作为一个加入这个行业比较晚,出局的最早的首席经济学家,我想谈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过去十年的资本市场,如股票市场,目前的总市值是50万亿左右,这样一个规模在整个社会融资中比重占不到10%。也就是说,大量的融资活动通过间接融资体系来进行,也是通过银行体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去近20多年,从数字上观察,它的功能在退化,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所以大量的债务累积没有地方消化,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资本市场发展出现了这么多的障碍? 再看看我们的表现,过去十年A股市场,以中证500指数为例,它的年均收益率,大家猜一下只有多少?1.61%。美国在同期,如果以标普500为例,它的年均收益率是10.32%。同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是6.99%,美国同期年均GDP增长率2.05%。也就是说,中国股市至少远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很重要作用。我们作为分析师,成天在这儿预测股市,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金融市场的本质是为金融资产提供一个交易场所,它所扮演的功能首先是价格发现,给投融资搭建一个桥梁、一个场所。投资的人有地方投,有标的,融资的人需要钱,跟投资人直接见面,起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也为全社会分散风险。这个资本市场是有非常强大的风险分散功能的,这一点大家可能不是太理解,有很多人可以承担很大的风险,股权投资者能承担的风险跟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金融市场能够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首先是要求信息对称,投资者跟融资者天然就是信息不对称,我们判断一个市场是不是有效,就是看它在信息对称方面做得是不是有效,我们有一系列的金融理论和经济理论来描述这个问题。我们的金融中介,分析师、会计师、律师、投资顾问、投资银行,都是在试图把这个市场变得更有用,把信息变得更有效,更有效地提供交易便利,这里还有监管的问题,包括它的流动性。比如,现在很多时候限制涨停板,包括停牌、退市制度,很多并不是使这个市场流动性很好的过程。投资者的权益要得到有效的保障,如果有人作假,有人操纵市场,投资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谁来保护他们?有没有相关的法律和执行来保护他们,对这个市场进一步的发展是最基础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体和专业的个人在中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国在业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协会叫做AIM2,它是投资管理和研究师的协会,他们推出一个最重要的资格认证标准就是金融分析师CFA。在座的,尤其当分析师的,有很多都考过这个资质,资质里要求最高的只有一个内容,三级都会考,占很大的篇幅,就是今天谈到的内容,你的道德和你的职业操守。 为什么这个问题要提高到那么重要的程度,为什么这个问题甚至要先于你的专业技术能力,我会用模型、我会看数据、我会做预测,要先用这个,因为你一旦有专业能力了之后,你就成了服务对象的强势,如果医生想要杀人的话,他比普通人想要杀人的条件便利得多。所以说我们研究人员一个最重要的职责是帮助投资人,你可以是机构投资人,也可以是个人投资者,还要帮助融资者在信息收集、信息解读处理,并提供你的专业判断方面要占有优势。这形成了你的一种权力,这是所说的专业权力,这个权力如果用不好,把整个过程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变成你个人或者机构的逐利的工具,对你个人和对整个市场都会是灾难性的,不可持续的。 美国经历过这个过程,美国在大萧条的20多年前,美国市场是非常混乱的,监管也非常缺失,各种骗子、投机,各种坏人非常多。美国在这方面受到了非常大的教训之后,痛定思痛,在最近四五十年中,在这方面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现在美国市场上,造假受到的惩罚比一般的刑罚都要重。还记得前几年安然事件吗?不但安然本身垮掉了,而且它的主要责任人基本上把牢底坐穿了,帮他作假的专业机构安德森会计事务所也罚破产了,民事诉讼把它搞垮了,当事人都受到了严格的惩罚。 对比目前中国市场的状态我不展开了,大家都经历了很多,近期有发生了很多案子,这些案子本身,如果说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没有很好的操守,没有很好的诚信基础,没有很好的道德底线,没有很好的专业胜任,不能为客户保守秘密,不能恪尽职守,不能对基本的资料和你的观点做一个区分,事实和观点混淆。业内就有,因为大家都喜欢听点内部消息,我就帮你搞点内幕消息。在美国道德准则里是严禁使用内幕消息,叫做非公开信息,你这么一弄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上占有优势,如果不能够对资料公正、准确、完整把握的话,你写出来的东西,你自己加的东西,跟事实又不做区分,这样对市场的损害是巨大的,而且这个市场是诚信、信任缺失的,中国市场当前最缺的是这个。 如果老百姓、投资人反复地受骗,反复地被误导,他们怎么能够形成正确的投资判断呢?怎么可以有一个持续的很合理的预期呢?所以说我在此也呼吁一下,这个事情还不仅是分析师的问题,甚至在座的今天很多媒体的问题。我自己这一两年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我希望把握我自己的底线,但是我还不能左右你们。媒体在这中间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报道,这是资本市场本身的要求。资本市场对信息的界定,第一,得及时,得准确,得全面的进行信息披露,这是基本的市场要求。而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的很多媒体,包括我们的分析师发表一些文章要通过媒介,他们都在做所谓的引导,往某个方面引导。试想一下,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引导说事儿,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知道这是矛盾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往你引导的方向去发展,如果没有往你那个方向发展,被你引导带到沟里去了,人家做出来的投资决策,你承担这个责任吗?你又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你为什么要引导呢?你还不如把事实告诉人家,要人家自己风险自担,根据事实做出来的判断是我的事儿。 除媒体之外,还有监管机构,我们叫做竞争中性原则,包括政府部门。既然是资本市场,我们就应该秉着资本市场的规矩、规律,来运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好、中介机构也好,市场的参与主体,包括我们的股东、投资人都应该以这个为标准。这样假以时日,我们的市场才也可能恢复信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谢谢大家! 提问:刘总您好,我是证券时报券商中国的记者,刚才听了您的演讲,您讲得很中肯,我想问一个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关于注册制的问题。作为资本市场的试验田,科创板已经试行了注册制,创业板的注册制指日可待,您觉得现在的注册制距离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有多大的差距?您有什么建议? 刘锋:注册制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我们国家尝试着做,而且是正确的尝试。大家要习惯这样一种上市的规则,这个规则很多人理解是不是放松了,就不审核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审核环节,科创板至少到现在还算是平稳,它有很多东西细节化了,前置了很多内容,其实真正到最后的阶段,注册的这个环节,好多事情就已经完成了。前面让你补充材料,不行的话,你自己就撤出了,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相信将来中国资本市场全部就会用这么一种方式来,我们也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偏紧,跟成熟市场比,如果对标纳斯达克的话,能宽就尽量得宽,我自己是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多让后端的市场,不要把投资人的能力太低估了,但是投资人需要准确的信息,不是希望你帮我筛。所谓注册制,跟审核制一个最大的区别,审核制是我在挑,我先挑一点我认为好的,就放到市场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谁,你觉得你就能挑好的吗?你认为几个人就能挑过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整个市场上亿人的水准吗?所以说换一个思路,注册制的理念,我是掌握最低标准,只要符合我的基本条件,你先进来,美国大学也是这么一个标准,我们考专业资质,也是这样,我们找过最低标准,60分标准,你是不是90分、100分,由市场来做判断,我们现在还在纠结这条线画在60分还是100分。 我在加拿大考过驾驶执照,中国也考过驾驶执,中国考驾驶执照的标准在90分,我觉得太高,考90分得是优秀的水平,但是你发现,中国马路上出事儿的概率不见得比美国少,我就是这个意思。谢谢![详情]

何昭:资产管理春天已来 预计黄金周期是未来5-10年
何昭:资产管理春天已来 预计黄金周期是未来5-10年

  “过去几年,非常欣喜的发现,中国监管机构对外资非常照顾有佳,他们愿意站在外资的角度看待推动的进程和发展,这让我们过去五年受益良多。” 11月13日,法巴海外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昭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法巴海外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昭 他表示,中国的资产管理是一个潜力巨大无比的市场,这也是众多外资机构拓展中国市场的原因。因为欧美的新兴发达市场,长期处于一个低利率、低回报的市场环境,资本是逐利的,他们更愿意到回报相对高的新兴市场。而相对于南美、中东、俄罗斯等新兴的市场,中国市场稳定、法律健全、监管符合国际化标准,这吸引大量的外资资产管理公司扎根于中国。 何昭表示,未来五年,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在金融领域,资产管理行业春天已经来了,预计黄金周期是未来的五到十年。 以下是演讲实录: 何昭:首先,感谢《财经》邀请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和想法,应主持人要求,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之前两位大咖所在的机构都是中国最顶尖的机构,大家都很了解,我们作为一个外资机构来中国是最早的,欧洲金融机构扎根于中国,我们在1988年正式进入到中国。我们作为欧洲最大的金融集团,我们的主业是银行,传统商业银行,我们的法巴资管是法国巴黎银行集团项下的资产管理业务,全球管理了6000亿美金的规模,同时在中国很有幸跟海通证券有一家合资的公募基金,整个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在中国是外资在中国业务线最多的,包含了保险、公募基金、汽车金融、个人金融,我们是南京银行的第二大股东,融资租赁和能源管理,我们自己的资产管理业务。 在中国深深的体会到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带给我们快速的发展,我们资产管理业务部是外资资管第一家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了法人实体机构。2015年注册的,我们自己切身体会的微观事情,当初注册的时候,因为受到监管条例约束,我们是咨询公司,当时见客户的时候,客户经常问咨询公司怎么跟资产管理相关,你们到底做什么?我们翻来覆去跟他们讲,我们是做资产管理业务的,因为受到法规限制,不能叫资产管理。 随着过去三到四年,监管和中央政府对外资快速开放的政策,我们终于有幸去年可以真正的变更为基金管理公司,虽然我们很想在中国,但是我们也在前进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监管机构给外资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条件。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的监管有可能受到各个方面不同影响,以及他们自己内部的原因,并不是很愿意跟外资有充分的沟通或者站在外资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业务在华开展。过去几年,非常欣喜的发现,我们的监管机构对外资非常照顾有佳,他们愿意站在外资的角度推动和发展,我们是在过去五年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未来五年,随着更加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尤其在金融领域,我们资产管理业务春天已经来了,黄金周期是未来的五到十年。 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潜力巨大无比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可以吸引众多外资机构到中国,尤其资产管理来到中国。因为大家会看到,欧美的新兴发达市场,长期处于一个低利率、低回报的环境,资本其实像刚才康总所讲逐利的,他们愿意到中国,回报相对高的都是新兴市场,中国在目前为止还算新兴市场,同比于南美、中东、俄罗斯这些新兴的市场,中国是所有新兴市场是最稳定的,法律最健全的,监管最符合国际化标准的一个新兴市场,这也吸引大量的外资资产管理公司进入到中国来,扎根于中国,开拓中国的资本市场。 资产管理最本质的是对风险的管理、管控,同时也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现在外资可以让中国资本市场的产品更加丰富,产品设计得到提升。法巴是作为全球最领先的ESG金融机构,我们也是有幸最早参与了联合国推动ESG投资理念的金融机构,我们也在积极希望带给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资本管理行业ESG的理念。 过去两三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以及债券市场都有各种各样的暴跌,造成很多投资人损失,但如果采用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理念,类似像ESG这种理念,尤其ESG中的S和G,一个是公司治理和可持续性发展,国内的投资人,国内的资产管理行业的机构采用后可以有效避免风险带来的损失。 一个是产品,第二个是投资领域的风险管控,第三个是人才。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公募基金,因为我们的公募基金代表绝大多数资产管理行业的形象,随着银行财富管理子公司的设立,将来会有三门天下的局面,但现在也看到,公募基金不但有效管理国内的资产管理,他们也希望拓宽他们在国际方面的业务,尤其他们希望通过管理QFII的资金来进行拓展,这需要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所谓专业的人,不是说会讲英文的,在国外留过学,做过资产管理,就可以去到国外的投资机构里面来管理他们的资产,而且国内资产管理机构请到真正了解当地所在国的投资情况、文化环境、背景,才能做得更好,有的放矢进行QFII的资产管理。这还是属于一个探索、摸索的过程中间,尤其内部很多机构建的机制,包括合规、风口、投资并不是完全符合中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环境,我们是相互探索、相互学习的过程。[详情]

刘松:中国的城镇化整体还处在青春期阶段
刘松:中国的城镇化整体还处在青春期阶段

  原标题: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中国的城镇化整体还处在青春期阶段  “遍阅全球城市发展史,中国的城镇化整体还处在青春期阶段,发展不均衡、不自洽。希望下一个十年,都市圈能跟新一代技术相结合,使中国的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11月13日,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刘松 刘松认为,目前的城市治理史无前例地进入到了一个供给充足的时代。技术发展已经演进到可以忽略算力、存储、数据的成本,所以城市发展又回到了“以人为本”的目的。“当技术能够事无巨细地满足人类的需求,我们就要把城市当成一个生命体。” 在其看来,地产行业原来的颗粒度过大,对象是地和建筑。而经过未来十年的数字化改造以后,地产将基本由“储量建设”转为进入“存量运营、精细化运营”时代,从运营楼盘变为运营人群。“而运营人群需要大量的技术手段,所以商业地产公司都要转型为科技赋能的企业。”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松:讲三个观点:第一,遍阅全球城市发展史,中国的城镇化整体还处在青春期阶段,发展不均衡,很不自洽。希望下一个十年,都市圈能跟新一代技术相结合,使中国的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第二,城市即人。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它是由上百万或上千万人组成的复杂系统,而且里面包含超过30多个子系统,如交通、给水、建筑等,建房子只是其中的一个。从两个维度来看,如果城市本身就是人组成的人造生命,这个复杂生命体在10年以前的技术是破解不了的,因为它的规律远远超过人的承受能力。50年的规划在短期内解决不了,所以城市是一个复杂经济体,从微观视角切入,甚至可以关注小区保安的感受,既关注其宏观发展,也可以观察生命体的演进以及个人的感受。 第三,从新一代技术和“数字孪生”概念的角度出发。阿里做城市大脑,实际上是对“数字孪生”的一个小小探索。或者说,未来的城市在城镇化都市圈建立好以后,要同步建立数字基础设施,要众生协作,政府、不动产商、运营商都结合起来。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遇到的问题,专家们刚才都讲了,无论是服务还是治理模式、产业、生活方式,过去城市建设时的颗粒度很大,大到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而今天多了一个要素,在数字孪生的概念里,数据资源变成了未来十年破解城市规模和复杂性的最重要因素,甚至它的性价比、杠杆效应远大于资本、土地和建筑工人。未来,数据结合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平台生态,让大家在运营的时候,为城市复杂生命体的演进和生长带来价值。 我觉得一个人要对城市有理解,最好对中国的城市有理解。一比较就知道,当我出差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开了酒店的窗户,我都不知道这是哪个城市。但在国外,一开窗户就知道你在哪个城市,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除了我们讨论的那些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今天的技术对于城市治理来说,史无前例地进入到了一个供给充足的时代。那么我们要怎么运用技术的新理念?今天,技术已经演进到可以把算力、存储、数据的成本都忽略不计,城市的发展回到了以人为本的目的。技术有事无巨细满足人需求的能力,而我们要把城市当成一个生命体。 马克:这个观点说得很好,一座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人。 刘松:就是一个人造生命。过去三年,我跟好多地产公司打过交道。大量的地产公司在进行转型,寻求和阿里进行合作,寻求一种新的运营模式。地产行业原来颗粒度太大,对象是地和建筑;而未来十年,经过数字化改造以后,地产将基本上由建设储量进入存量运营、精细化运营,从运营一个楼盘到开始运营人群。运营人群才需要大量的技术手段,所以商业地产公司甚至普通的住宅地产,都要转型为科技赋能的企业。 科技赋能大概有几个条件。我们在广州帮助一个大型购物中心精细化分析——哪些用户愿意进哪些商家,未来应该引进哪些商家,所以运营人群更重要。 商业地产可能更需要一些技术赋能,它能够细化到每个人都能以分钟为单位,知道人来甚至能耗的情况。 刘松:在屏蔽个人隐私的情况下,今天的数据的确是可以做得更好。但最后还是要回到人群的变化,最终的答案一定是回到人群代际变化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要分析一下最特定的人群。中国除了正常老百姓以外,单身族群有自己的需求,人口老龄化康养有需求,新一代青春期小朋友也有需求,他们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这就是代际变化和数字化融合的结果。我们要为未来不可逆的十年数字化社会做好准备。 马克:同城化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交通不能一体化,社保不能一体化。杭州的社保要是去了宁波,可能买不了房。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刘松:这里没有技术的成本,只有一定制度和规则的成本,比如今天在浙江省打工的江西人,是直接可以买社保的。但这个东西在快速解决,尤其在新一轮数字政府建设以人为中心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不是技术问题,未来几年会解决。交通的成本可能解决一部分,因为你如果真的住在燕郊,那么绝对物理距离是没法解决的,但是你能够用更好的通行方式,比如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多游一小时”,来解决路上的拥堵。通过这样的方法,数字化的技术能够降低你在幸福感上的损失,提供更多的机会。 马克:最后一个问题,都知道现在全国都市圈有三个“极”,那么“第四极”有可能会是谁? 刘松:成渝地区所聚集的各方面综合条件,更具备成为“第四极”的潜质。从产业、人才、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程度来看,成渝还是最有优势的。[详情]

潘向东:注册制更在乎信息公正透明 尽快推集体诉讼制
潘向东:注册制更在乎信息公正透明 尽快推集体诉讼制

  原标题: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注册制更在乎信息公正透明,集体诉讼制宜尽快推出  “我们的投资理念未来会跟国际接轨,注册制也跟国际接轨,我们的法律监管最好也跟国际接轨,不要企业上来了,一退市,我们的投资者就没有保障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希望我们的集体诉讼制也随之尽快地推出,因为注册制的市场,它更加在乎信息的公平、透明、真实。”11月13日,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 潘向东表示,现在“高质量的发展”提的比较多,伴随经济增速的回落,增长的质量在不断的提高。 谈及经济增速下降的过程中,股市是否会面临一些冲击,潘向东认为,过去粗放式增长的那些企业很少有多大的核心竞争力,因此A股的走势易受到一些影响。 但进入高质量的发展则不一样,“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它伴随而来有更多的伟大企业产生,这些企业它要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会超越它的同行,整个A股投资者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潘向东称。 关于未来产业的转型方向,潘向东看好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 潘向东指出,该类企业规模比较小、不确定性比较大,就需要给他们融资市场,而其特点亦加大了监管部门的审核难度,需要把它交给广大的投资者,推行注册制,科创板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潘向东总结表示,未来都是发现伟大企业的过程,高质量经济在征途之中,A股的转型也在征途之中,作为投资者,目前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去发现这些伟大的企业。 以下为潘向东发言实录: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济转型和科创板,对于经济转型,我们现在提的比较多,特别是中央反复强调“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的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发达经济体在历史上也经历过,我们看美国,美国在60年代、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期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粗放式的发展。 所谓粗放式的发展,用我们总理的话,摊大饼,更多的是靠投资去拉动经济体的发展。 到了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也步入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我们看到TFT对GDP的贡献度,往上攀升的过程,它的经济增速,高质量发展的时候,经济增速也随之下降,由过去六七十年代两位数的增长慢慢过渡到了4%到8%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这个速度跟我们目前经济增速差不多。 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伴随而来增长的质量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市跟牛市开始一马平川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经济增速下降的过程中,我们的股票市场也会随之而面临一些冲击?我说你看看美国的历史,你可能会更有信心。 我们现在来看看,过去20年,总体而言,更多的都是一个粗放式的增长,这个增长受周期的波动,这个波动也影响到了股票市场。 市场上比较流行的话,20年股指没有多大的变化。其实股指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们的增长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粗放式增长的那些企业很少有多大的核心竞争力,各个企业之间都差不多,只看谁的规模大。 这种企业它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受整个宏观政策的影响。假如国家调控,对货币政策收紧了,它的业绩急剧往下回落,国家采用扩张性的政策,盈利水平急剧提升。 到资本市场也一样,我们的投资者是看企业业绩进行投资的,业绩好的情况下,投资信心增强,业绩不好的情况下,他的信心会减弱。 所以在我们A股做投资的话,过去更多的是传递过来,看我们的宏观政策。大家想,假如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宏观调控了,我们的股市随之大跌,中央政府决定采用加油门了,股市随之而来信心很强,在过去投资者更多的都在研究中央的宏观政策。 既然没有企业自身带来的超额盈利能力,这A股的走势跟宏观政策一浪一浪的波动,最后大家发现20年了,我们的股指还在原地波动,其实也差不多。 但进入高质量的条件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儿? 第一,高质量的发展伴随而来是有大批伟大的企业产生,曾经美国的巨头受宏观政策影响有多大,没有多大,哪怕2008年的金融危机,大家看到市值的成长过程都是很小的扰动,这就是说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它伴随而来有更多的伟大企业产生,这些企业它要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它会超越它的同行,这样的话对整个A股投资者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因为ROE得到持续的提升。 第二,衍生下去,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投资很多都是看宏观政策,宏观分析师的作用比较强,未来投资更多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发现伟大企业的过程,未来投资,行业分析师将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做投资的人,你们未来更关注一些行业分析师,他们对伟大企业的研究。 第三,过去投资都是机构是散户化,机构20多年来都壮大不了,占A股投资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还有所回落。很多投资者把钱交给机构,他也没有信心。 这就说明机构的投资行为其实很多受散户的影响,其实不是受散户的影响,是受整个经济周期摊大饼的影响,因为他要寻找伟大的公司是很难的。 未来就不一样了,未来专业性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也就是说,它会朝着一个散户机构化的方向在发展,这就应了一句话,我们说在过去凭运气亏的钱,未来会凭我们的专业赚回来,这就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问题,经济转型跟科创板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经济要转型?经济要转型其实是在座的各位消费在升级。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思考的问题是怎么吃和穿,2000年想到的问题是住和行,怎么买房、怎么买汽车,过去20年,中国的消费者,特别是城市居民天天思考的是买房和买车的,带动了我们的产业,也就是周期性行业,过去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主导的周期性行业。 现在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问我,未来的产业在哪儿?问你们自己都知道,你们年轻人天天想着玩和乐的事儿,老年人想着健康的事儿,小孩们想着教育的事儿,这就是转型的方向。 转型的方向,这些产业其实很多都属于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服务型和创新性企业有什么样的特点?规模比较小、不确定性比较大,要银行来给你们融资,几乎没门儿,银行都是寻找确定性的、安全性的资产,寻找抵押性的资产,这是最好的,但是这些创新性和服务型企业肯定不具备,这就需要给他们融资市场,这个融资市场来到了科创板,未来也有创业板。 这种不确定性,未来体量又比较小,让监管部门审核,人家也难有这个专业的能力,就把它交给广大的投资者,以后就推行了注册制,这就是创业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企业有这方面的融资需求,我们投资者也要在创新型、服务型企业里面发现伟大的企业,两者一碰撞,未来投资者,特别是专业的投资者肯定在发现伟大企业的时候能伴随着你们财富快速的增长。 在推出这种注册制的时候,包括科创板推出注册制,未来创业板推出注册制的时候,我有一个建议,我们的投资理念未来也会跟国际接轨,注册制也跟国际接轨,但我们的法律监管最好也跟国际接轨,不要企业上来了,一退市,我们的投资者就没有保障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希望我们的集体诉讼制也随之尽快地推出,因为注册制的市场,它更加在乎信息的公平、透明、真实。 这就是我要说的。谢谢大家! 提问:潘老师好,我是中国金融报的唐志轩。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对明年资本市场改革有哪些动作?怎么看?这对于A股市场有什么影响? 潘向东:第一,明年在A股市场,《证券法》开始修改,随着科创板注册制的不断推出,未来还要往创业板、主板、中小板推广的过程中,我们的法律制度随之跟上。 第二,我们将会鼓励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加入到A股市场,这样的话,有利于A股市场运行更加趋于稳定和专业。 第三,A股未来的走势,刚才都讲到了,未来都是发现伟大企业的过程,高质量经济在征途之中,A股的转型也在征途之中,作为投资者,目前应该更多的精力,去发现这些伟大的企业。 在今年大家就已经感受到了,股指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有的基金它的收益率已经远超过30%多,但是有的基金收益率还是一个负增长,它的分化特别严重。未来也是这样,随着高质量经济的衍生,A股股票的走势,上市公司市值的变化、差异也会非常之大。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王永平:房价落差是观察都市圈发展成熟度的重要参照
王永平:房价落差是观察都市圈发展成熟度的重要参照

  原标题:全国商业地产工委会会长王永平:房价落差是观察都市圈发展成熟度的重要参照 全国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会长王永平 “房价落差是观察都市圈发展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如果北京周边的石家庄、天津房价跟北京差不多,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证明这里的房产有投资价值,进而会有大城市资金的进入、优质资源的导入,以及公共资源的分流和共享。”11月13日,全国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会长王永平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王永平认为,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核心区域和周边区域的联动性及互动性仍存在较大的鸿沟和心理差距,这背后实际上是核心资源的不认同、不匹配或者没有均衡化。从未来城市商业地产发展的角度来看也一样,很多中小城市没有融入都市圈,商业消费的变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小城市的商业一般相对落后,和大城市间的轨道交通更加便利之后,居民到大城市的购物成本更低,这反而造成小城市商业出现了空心化,背后原因是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布局如果是大城市的浓缩版,那就没有任何吸引力。王永平认为,卫星城市商业地产的发展,应该在大城市的统一规划之下向特色商业的方向发展,例如建奥莱或者主题公园,把交通优势转化为从事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不是反过头来被(大城市)吸附掉。 商业地产未来是否也会成为普通百姓另一个财富效应来源?王永平认为这个观点在未来几年不可期待,因为中国商业地产投资回报整体较差。“如果大家把商业地产当成一个投资致富的窗口,那这个窗口是关着的,但商业物业的资产证券化是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 以下为王永平发言实录: 王永平:我觉得都市圈的发展是城市化当中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它可以解决很多中小城市人员城市化的大距离,背井离乡的大迁徙,依附于大城市周边属地的进行城市化。另外,大城市的发展由于受地域空间的限制,周边有一些新的空间,尤其是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还不成形,有的像白纸,这样有一个新的画中心化蓝图的机会,这是非常好的。 现在来看,中国都市圈的发展还不成形,尽管在都市圈的周边也有很多人群已经在跨城上班和生活,但周边的城市里的人群结构还不理想,更多的是一些低收入的人群在周边生活,他们还不是在这里工作。 我们观察的一个指标,不仅仅看大城市周边有多少人在跨城上班、生活,更多的要看周边的中小城市的房价与大城市之间房价的落差,这是观察都市圈发展是不是成熟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如果北京周边的石家庄、天津房价跟北京差不多,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证明那里的房产有投资价值,这时候肯定会有大城市资金的进入,有优质资源的导入,有公共资源的分流、共享,比如好的医院、好的学校。现在到小城市上班的人,多半不是高收入的人群为主,洛杉矶有个尔湾,这个城市很小,很多人说那是一个好地方,但国内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格局,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发展的不成形。 马克:地产行业的发展,之前一直都是住宅带动,曾经也有龙头企业喊出只做住宅,现在好像已经找不到只做住宅的房地产企业了,如果它排名在前100。上一阶段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会不会从住宅转到商业地产,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你觉得下一个阶段商业地产发展的趋势、特质会有什么不同? 王永平:过去农村的人到县里去,经常讲到县城去,因为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比较大,我们还可以理解。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小城市到大城市里去的时候,仍然有类似于农民进城的感觉,我老家是杭州萧山的,今天很发达,后来杭州市就把它改造为一个城区,但在十多年前,萧山的人进到杭州里,仍然说我要去杭州了,实际上你本身就是杭州城区的一部分。所以城市化进程当中,核心区域和周边区域的联动性和互动性,这种鸿沟还是很大的,心理差距,言语上表现出来的不认同感觉,背后实际上是核心资源的不认同。这个核心资源的不匹配或者没有均衡化,房地产商还是愿意用一二线城市、新一线、三四线这样的语句来描述。 商业也是如此,很多中小城市有没有融入都市圈,商业消费的变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过去有很多小城市跟大城市之间没有轨道交通,交通上没有一体化的时候,很多人往往会奔到大城市买东西,小城市的商业一般都比较落后,后来开通了轨道交通之后,很多小城市的领导充满着期待,觉得这下好了,我们跟大城市过去两个小时,现在半个小时可以到达,我们要多搞一些商业综合体,我说弄反了,很多过去因为两个小时才能进城,交通不便利,当地人到城里购物的成本比较差,现在变成半个小时,人们更容易到达大城市,反而它的商业出现了空心化。这背后的原因是小城市发展的产业布局,往往是大城市的浓缩版,这样没有任何吸引力。卫星城市商业地产的发展,应该要在大城市的统一规划下往特色商业发展,比如建奥莱,建一些主题公园,这样的话,可能会把交通的优势转化成从事经济发展的一种原动力,而不是反过头来被吸附掉。 王永平:现在满地净是购物中心,不是满地净是黄金甲。我发现有一个行业已经被你们弄消失了,就是私人侦探,据说买你们的数据更精准。 马克:同城化重要的障碍就是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交通不能一体化,社保不能一体化,在杭州的社保,要是去了宁波可能买不了房,从技术的角度,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王永平:这不是个政策成本,是个政策障碍。现在空间不是距离,时间才是距离,你计算的背后是把时间缩短了,效率提高了,创造了新的价值。 马克:你们谈了半天商业地产,感觉那都是公司的事,机构的事,过去20年,房地产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目前看这个效应正在消失中,商业地产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财富效应来源? 王永平:这个说法不太成立,或者在未来几年不可期待。原因是中国的商业地产整个投资回报是比较差的,过去的很多年间,我们有一个邻居是搞住宅的,他们基本上属于跟风型,有一个邻居跟着他买都赚,商业地产的回报率跟住宅平均回报比差很多。我们的运营回报是比较差的,平安的老总讲到了,为什么他们专业的机构做商业是比较难的。未来投资有可能带来新的一个机会,就是商业物业的资产证券化,改变过去物业产权的分割化带来的运营的无法统一运营管理,这个矛盾完全用机构整体购买,只有少数的有实力,开发商长期持有也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国际模式。国外都是养猪型的发展模式,商业地产要做的是阶段性的持有,我们既不能当范跑跑,当也不需要当猪坚强,差不多的时候要卖掉,资产证券化,让大量的个体像买股票一样来买,它的运营管理是统一的,这是国际通行的模式,也是未来中国商业的一个必然趋势。 资管时代,实际上讲的也是这个东西。但背后我们的运营主体要更加专业,运营管理水平要大幅提升。现在很多人抱怨说我们的REITs怎么没有来,里面有政策的问题,看起来你在等这个政策,但是换一个角度讲,也是REITs在等你,你也没准备好。运营里,有阿里他们带来的问题,对实体带来很大的冲击,但也有实体本身规划无序造成的,再加上大家没有差异化,这是一个系统问题,从未来几年看不乐观。如果大家把商业地产当成一个投资致富的窗口,我觉得这个窗口是关着的。 马克:最后一个问题,都知道现在咱们有三个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第四极有可能会是谁? 王永利:客观条件来讲,成渝有可能成为第四极,成都的人口规模也大,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快速,但这里面形成极的可能性又没有,原因是重庆肯定不符。[详情]

王涵:推动长期资金制度建设对经济转型有重要作用
王涵:推动长期资金制度建设对经济转型有重要作用

  原标题: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推动国内长期资金制度建设对经济转型有重要作用  “长期资金的流入有助于降低国内资本市场短钱长用的问题,进而会压低国内资本市场的波动率。”11月13日,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王涵,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王涵表示,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面,中国整体的对外金融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整个进程是提速又提速。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面临着三大挑战: 第一,随着境内外的金融市场进一步连通,国内金融机构它的能力全面性变得非常重要。随着国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国内的金融机构,像我们这样的证券公司,除了把国内业务做好之外,能不能同时给我们的客户,给我们的国内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间提供客场的能力,决定了金融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会迎来大量的境外高杠杆金融机构的竞争,如果把中国的证券行业高盛、摩根斯坦利杠杆率同样的口径下去做比较,中国国内证券公司平均杠杆率在3.3倍左右,而境外投行的杠杆率在10倍以上,杠杆本身对风控的要求很高,同时意味着,如果风控做得好,盈利能力会更强,同样的资本金创造更多的利润。 第三,国内的资本市场开放了,未来经济大概率来看也会转型成功,但这种转型成功的红利不在国内。在A股上市的任何企业,它的成功带来它的股东一定是国内的投资人,但是我们看到大量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中间,有大量的优秀头部企业持股的大头是境外的。假设我们国内未来经济转型成功了,假设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伟大企业,但是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我们国内的投资人没有享受到这些优质的企业股东应有的回报,而是把这些利润白白地给了境外的投资人,是不是也是一种我们需要警惕的问题。 以下是发言实录: 王涵:首先,感谢《财经》杂志邀请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机遇与挑战,机遇更多的是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整,但是挑战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这个挑战部分更多的想从证券从业人员,我们自己的感受。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面,中国整体的对外金融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整个进程是提速又提速。这里面最高层有比较深远的考虑,从我们自己宏观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种金融开放应该是有它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从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金融这两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大家看到两个图,这个图可能有点复杂,简单解释一下,左边这幅图,如果我们把全球每一年各个主要经济体,它的贸易量,这里面用的是出口量,画在这张图上,考虑每一个经济体它的出口量的大小以及它在全球整个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图形越大的国家,它的重要性越强,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张图里面,中国是当之无愧全球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体。但是如果我们看右边这张图,这是全球经济学上叫组合投资,简单来讲是国家和国家之间金融的相互投资,从金融投资角度去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全球最主要的在这个网络里的经济体是那个黄色的美国,大家有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中国大陆在哪里,大概是在这张图的最上面中间那两个小小的点,一个是中国香港,一个是中国内陆。换句话说,如果从金融市场去看中国在全球的地位,跟我们的实体经济,我们的贸易在全球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整个金融的开放让中国的金融,让中国的金融市场在全球有更重要的地位,我觉得应该有它背后的必然性。 这样的一个开放对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中国金融市场体量层面来讲并不小,如果我们去看它的整个金融生态,包括金融产品的先进程度跟全球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和美国整个金融市场上,扣除掉银行贷款之外,我们去看整体市场上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它的一个结构的话,上面这张图是美国,下面这张图是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特点是两头的资产特别大,一个是耳熟能详的股票,最左边的红色,另外一边是我们的债券,包含了深蓝色的利率债、浅蓝色地方政府债和右边数过来第三个橘黄色的企业金融债。中国的金融市场如果把最传统、最基础的股票和债券拿掉的话,剩下的金融产品它的占比大概也就在10%左右,如果我们去看美国这个比例显然比我们大得多。我们知道,金融市场,并不是说产品越丰富整个效率越高,显然此前对于中国来讲,整个金融产品相对比较匮乏是比较重要的问题。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随着高水平的境外投资人,高水平的境外金融机构的进入,给整个市场未来向更均衡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契机。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国内在此前金融体系的发展,我们也会发现,此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严重依赖于泛固定收益市场,这里说的泛固定收益市场包含了贷款和债券,最终体现为我们的发展它的同时是我们整个全社会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在快速扩张。 这里给大家看到两个数据,国际清算银行,左边2008年,右边是2018年,两个不同时间段,不同的经济体,它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重,红色的柱子是中国,2008年当时整个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处在全世界中等偏下的水平,现在处在是全世界中等的水平,我们整体债务上升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债权只是金融中的一小部分,此前整个资本市场其实它的整个活力是明显不如债权市场,债权包含了贷款、也包括了债券。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像美国、欧洲这些发达经济体,他们的整个金融市场里面股权市场占比是非常高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利于带来更多境内外的竞争,也就刺激带动国内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我们经常讲,鲶鱼效应,我们希望外资会一条鲶鱼。 我们知道,境内和境外,投资人在资金的行为上不太一样,我上个礼拜在美国路演,每次去美国路演都会有投资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的金融市场波动这么大?股票市场波动这么大?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我们的整个金融市场它的资金属性是非常短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企业上市、融资,融了资以后拿这个钱如果要去做投资,他需要大概投多长的期限?一个企业他拿了资金以后,他要去投一条生产线,正常应该是一年、两年、三年的投资时间尺度,但是我们在这里把银行的理财如果作为一个替代的指标,做一个计算的话,来作为居民金融资产投资期限指标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投资期限是多长吗?大概是两个月。换句话说,如果你让市场充斥着只有两个月期限的资金,而拿了这些资金的企业,他用做了投资,是用于两年、三年的投资,显然,这里面就会存在一个期限错配的问题,这个期限错配在金融上就会反映,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做一个长期的投资,但是每三个月、两个月把债务再滚动一次,有可能这个债主不跟你再续了,这个时候你资产的波动性是不是变得非常大?资产负债期限的不匹配带来资产价格的波动,同样的收益波动更大、风险更大,客户体验也会更差,经常大家会说A股好像证券效应比较弱,但是我们知道,境外的资金尤其是长期的养老金、长期机构投资者他的投资期限是比较长的,长期资金的流入有助于降低国内资本市场短钱长用的问题,进而会压低国内资本市场的波动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同样是一年挣5%,但是不用承担波动,跟我一年挣5%,但是这5%是我先涨到40%,再跌35%拿到的,是不是前一种体验更好? 对于境外的投资者来讲,现在全球是负利率,中国国内这些相对比较优质的企业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来讲,整体来讲,中国的整个开放应该是一个有很多益处,对内、对外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外资一直在流入,给大家看到的是持股超过上市公司总市值5%公司的情况,到去年年初不到30家,现在已经是90家。这些讲的都是机遇。 挑战更多是对于金融机构,有三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随着境内外的金融市场进一步连通,国内金融机构它的能力全面性变得非常重要。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当年的对外开放,日本当年占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初期,所有的外资机构,包括日本国内金融机构都说,没有问题,我们不会出现外资进来把我们彻底打败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银行在他国内的贷款市场非常高。后来日本银行发现一个问题,当日本的企业走出去之后,日本的企业要在全球各个市场去融资,哪里便宜去哪里融。左边这张图,1991年,日本的企业如果在欧洲和在日本国内市场去融资,成本差0.5个百分点,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情况之下,日本企业会选择去哪里融资,当然是欧洲,但是日本的银行由于他在境外的能力不足,所以大量的业务落到了境外的银行手中,进而导致了一个结果是国内的银行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没生意了,债权市场空心化了,于是他的银行没有办法,把钱借给了国内房地产市场,间接导致了或者推动了整个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加速形成。所以随着国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国内的金融机构,像我们这样的证券公司,除了把国内业务做好之外,能不能同时给我们的客户,给我们的国内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间提供客场的能力,决定了金融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会迎来大量的境外高杠杆金融机构的竞争,在这里右下角这张表,如果把中国的证券行业高盛、摩根斯坦利杠杆率同样的口径下去做比较,中国国内证券公司平均杠杆率在3.3倍左右,而境外投行的杠杆率在10倍以上,杠杆本身对风控的要求很高,同时意味着,如果风控做得好,盈利能力会更强,同样的资本金创造更多的利润。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市场开放了,跟境外的投行去竞争,假设不能把风控能力提上去、杠杆提上去,都意味着没有办法跟对方竞争。如果要把国内证券行业杠杆率推升到跟国际大行水平一样,我们风控能力能不能跟得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国内的资本市场开放了,假设,未来经济大概率来看也会转型成功,但这种转型成功,此前国内任何企业,在A股上市的任何企业,它的成功带来它的股东一定是国内的投资人,但是我们看到大量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中间,有大量的优秀头部企业持股的大头是境外的。假设我们国内未来经济转型成功了,假设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伟大企业,但是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我们国内的投资人没有享受到这些优质的企业股东应有的回报,而是把这些利润白白地给了境外的投资人,是不是也是一种我们需要警惕的问题。境内也面临着在市场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快整个国内长期资金的回流,境外投资人资金是长期的,出现一个波动,国内投资人曲线很短,没办法忍,这个过程当中错失了把握优势企业长大,跟他共同成长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国内长期资金必须尽快回流,才能确保这些公司转型发展过程中,它的红利能够更多的留在国内。 以上是我对于整体国内开放的机会和挑战的思考,简单来讲,机遇大于挑战,对于机构的风控,业务和国际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也是在这里呼吁,尽快加快国内长期资金的制度建设,对未来转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分享这么多。谢谢! 提问:王老师您好,我是腾讯网证券频道的李商,我提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您认为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海外的风险因素有哪些?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第二个,你刚才谈到了外资的事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之后,将来会对中国不管债市、股市,风格有哪些整体的改变?国内的机构和外资之间是不是有一轮PK? 王涵:首先,市场对外的开放一定意味着境内外的风险它的传导机制是变得更加顺畅,如果我们去看2020年,因为明年是很多主要经济体大选年,我们去看美国,政策的方向会意味着它的金融市场波动变得非常大,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民主党候选人提出来分拆谷歌,大规模加税这个都对它的增值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随着互联互通过程中,这些也是影响,这是明年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国内投资人和境外投资人的风格,金融市场上,不同属性的资金存在是整个市场它能够繁荣以及中长期来讲平稳的重要背景,市场风险最大的是资金属性都是单边的,买的时候一起买,卖的时候一起卖,这个市场不同的风格进来对市场本身发展是一个好处,同时的的确确,不同属性的资金它的行为会不一样,以前A股的资金主要是境内的短期零售资金为主,这个会带来的问题,市场更多的是交易,而不是投资,但是如果说境外的资金它更多的是一种长期投资的资金,它可能更多的关注股市的情况,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国内长期资金,是我们现在做的社保的第三支柱、企业年金,这些长期资金引入,也会带来其风格的变化。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涵先生的演讲。接下来请上今天演讲最后一位嘉宾,有请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先上台,他演讲的主题“在经济转型之下的资本市场”,有请您。[详情]

伍戈:中国经济存在趋稳动力 房地产动能韧性很强
伍戈:中国经济存在趋稳动力 房地产动能韧性很强

  原标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中国经济存在趋稳动力 房地产动能韧性很强 财经网讯“目前房贷利率比较平稳,居民端对房地产影响很小。这一轮调控对房地产开发商造成影响,使其不得不到海外借债,如果打压更多的是供给端,则供给端趋弱。但目前来看,需求端没有影响,因此整体而言,房地产动能韧性仍然很强。”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伍戈 此外,谈到中国经济,伍戈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存在趋稳动力。 从财政政策来看,他认为,2万亿减税及基建总体上升态势,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客观来讲,当稳增长或者调结构,稳增长的力量是在发生作用的。而这种力量由于债务掣肘很温和,方向性和趋势性个人并不怀疑。虽然目前来看,专项债额度今年用完了,但明年一季度市场仍然值得期待。 从货币政策来看,伍戈称,猪肉价格上涨掣肘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虽然银行间市场利率没有明显变化,但贷款端利率出现边际变化,在此变化中产生很多动能,包括汽车等系列带来的积极影响。 伍戈还称,宏观经济任何一个变量都是两只手画出来的,一只手是市场的无形之手,第二只手是政府的有形之手,研究这两只手的情况能够画出未来的经济图像。[详情]

野村证券陆挺:明后年将是中资企业美元债还贷高峰期
野村证券陆挺:明后年将是中资企业美元债还贷高峰期

  原标题: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明年和后年将是中资企业美元债的还贷高峰期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财经网讯“(中资企业海外美元债)涉及到国家资金的调配,和我们对整体宏观形势的判断。明年和后年将是中资企业美元债的还贷高峰期。”11月13日,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与中资企业境外美元债管理”的主题演讲中,陆挺表示,现在无论是中国的政府机构,还是央企、国内大大小小的银行,以及各种企业,在海外发债都有相当的便利条件。一方面由于中国有很大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外的利率非常低,现在全球有十几万亿美金的负资产,世界上有五六个经济体的官方央行利率是负的,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债条件。 在这个背景下,中资企业海外美元债的存量大幅增加。2014年初,中资企业海外美元债的存量为1500亿美金,到去年时存量已达7500亿美金,现在已经是8700亿美金,其中房地产和金融企业发行的存量超过一半,还有其他产业占了大概45%左右。对此,陆挺表示,海外美元债存量增加表明了中国国力的崛起,国家有这样的信用和能力到国外发债。 但他同时指出,中资企业到海外发债是一个双刃剑。国家必须要像对待其他金融产品一样,用新的金融工具对这方面进行宏观审慎的监管。“第一,海外美元债和国内的债不一样,国内的债最糟糕的时候,人民币可以自己发行,但海外美元债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央行印钞,这是一个硬约束。第二,境内、境外有联动,有的时候是境内的问题影响了境外的美元债,有的时候因为境外美元债的问题对国内飞速发展的市场造成影响。第三,海外美元债对宏观经济的判断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指出,国内的偿债压力在逐渐增加,明年和后年将是中资企业美元债的还贷高峰期。”陆挺说道。 最后陆挺总结道:第一,希望中资企业美元债能被纳入到中国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研究的事宜当中。第二,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要跟上,因为有些在外发债的企业可能没有那么优质,而它们利用了国家的信用。第三,中资企业美元债过快的上升,偶尔会起到负面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们在海外借债的利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相当得高,百分之六七、百分之十几的都有,但中国大量的储备在买美国人的国债时平均利息不到2%。 以下为陆挺发言实录: 陆挺:尊敬的戴社长、康总,各位嘉宾,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一些看法,上一次我在会议上讲这个主题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一次在7月份、一次在9月份,大家都知道这个背景,中国股票市场有着巨大的波动,当时我有过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当时的股市巨幅波动,境外可能是一个因素,主要是境内的因素。第二个观点,通过这样的波动,我们应该是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推进开放。第三个观点,真正要跟上的是监管。 我非常欣喜的看到,从2015年的6、7月份到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一直在往前推进,在过去的两年,可以说这个步伐是明显的加速,除了沪港通之外,后来有深港通、有了债券通、科创板,整个中国市场加速开放,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监管水平不断提高,不能说没有波折,互联网金融也许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资本市场速度发展非常快,可以说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中间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有这个问题并不代表改革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有些时候也许步子比较快,有些时候也许因为金融监管没有跟上。 今天在这边讲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资本的开放涉及到钱进和钱出,这个中间股票很重要,债券有的时候也许更重要。为什么讲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现在面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对中国资本市场会有深远的影响。中国经常账户和GDP的比例已经是接近于0,而在10年以前这个比例接近10%,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曲线,过去这10年,一开始快速下降,中间曾经还微微上升,但过去的这一两年明显下行。经常项目是什么?国家储蓄减掉投资之后的盈余,一个国家每年有经常项目,这个国家真正净的储蓄在上升,一个国家经常项目如果是负的,这个国家只会面临两种选择,第一个选择,如果以前有家底、有外汇储备就消耗你的外汇储备,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你不想消耗你的外汇储备就得问人家借钱,这个钱可以分两种,一个是债,一个是股权,这就是一个经济学上恒等式。 过去的几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境外对中国的投资在加速,这个加速的背后一方面是中国对外的开放,刚才讲到了债券通,各种各样股市上的通,现在已经没有了上限,另外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在维持外汇储备不低于3万亿美元的背景之下,我们在加速引入海外的资金,尤其是债券的资金。这里面有两个柱子,一根就是债,一根就是股,明显的可以看到,实际上债务整个资本项目里面通过债券途径进入中国资金的速度远远高于股市,另外一方面,因为股市是沪通,如果算净值的话,来自于债券的资金远远大于来自股权的资金。官方的统计中间,现在海外对中国国内债券持有量,主要第一首先是国债,第二是政策金融债,第三是同业存单,但是这里面的数据本身它是不够完整的,我们在分析中国对外债务的管理时候需要更完整的数字,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我们要看到现在的背景下,中国人发债,无论国家的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平台,央企、中国大的银行、小的银行,中国各种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现在在海外发债实际上是有相当的便利条件,因为第一,中国很大,我们有很大的外汇储备,第二,海外的利率非常低,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现在全球有十几万亿美金的负资产,世界上有五六个经济体现在官方央行的利率是负的,天然的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发债条件。 但是发债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借钱一定要还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开放过程中间,这个话题未来这几年将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这就是我们中资的企业在境外借的外币的债,我们叫做海外美元债,海外美元债在过去十来年经历了三轮周期,第一轮在2011年以前,第二轮在2012和2014年,国内已经收紧,海外利率大幅下行,第三轮2015年以后,尤其2016年,伴随着当时大量的资本外流的背景之下,政策放松之后,新一轮在海外的借债,现在数据2014年初的时候,中资企业海外美元债的存量只有1500亿美金,当时我们在香港部门来做这块业务的是非常小的团队,去年从中资证券离开加入野村证券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行业已经是一个巨无霸的行业,规模远远超出以前,去年的时候存量7500亿美金,现在已经是8700亿美金,这个中间房地产和金融企业发行的存量超过一半,还有其他产业占了大概45%左右。 海外的美元债跟国内的债不一样,当然它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本身就表明我们中国国力的崛起,现在有这样的信用和能力到国外举债,另一方面必须要和其他的金融产品一样,用金融新的工具对它宏观审慎的监管。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它跟国内的债不一样,国内的债最糟糕的时候,人民币可以自己发行,我们就可以来还这个债,海外美元债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央行印钞,这就是一个硬约束。第二,境内、境外有联动,有的时候是我们境内的问题影响了境外的美元债,有的时候因为境外美元债的问题对国内飞速发展的市场有影响。第三,宏观经济本身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据保守估计,通过中资企业海外美元债流入中国的资金大概达3000亿美金左右,这些资金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统计到社会融资规模里面,使得在一定的时候中国的信贷条件在放松,有的时候可能这些因素会倒过来对宏观经济以及信贷增长产生一定的收缩效应,这些方面涉及到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和宏观审慎的管理。 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第一,存量已经达到8700亿美金,而且还在上升;第二,未来的还贷压力比较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新发行的量还是不小,可以说过去曾经有个别季度创新高,另外一方面,因为随着还贷压力的上升,新增加的净融资在减少,这个净融资减少和之前相比是非常明显的,这就使得我们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间,往往忽视了有一块资金的能量相对于上一轮信贷的扩张在减少了。我们在做宏观判断的时候,甚至我们国内央行政策在做调整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个方面。第三,涉及到资金后面的调配,对整体宏观形势的判断,明年和后年将是中资企业美元债的还贷高峰期,这里面灰线显示了未来的途径。 最后讲几点:第一,像这样中资企业美元债希望能够纳入各位做宏观经济和中国的监管研究、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研究的事宜。第二,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要跟上,因为有些在外发债的企业可能没有那么优质,有些是平台企业,借钱的时候把自己当做平台,还钱的时候把自己当成公司,这个过程中间很多企业利用了国家的信用。实际上对我们国家来讲,中资企业美元债过快的上升,也许对整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之下,之前可能起到的正面作用在偶尔有些时候也会起到负面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们在海外借债的利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相当得高,百分之六七、百分之十几的都有,同时我们中国大量的储备,借给美国人的时候,买美国人的国债平均利息不到2%,尤其利用国家信用的举债,一定的时候,虽然这也是开放,但实际上对国家利益未必有利,所以这个方面应该引起业内的谨慎,在这个量上面应该引入一定的管理。 最后,在宏观审慎和监管方面,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些挑战,尤其在未来两年,挑战还会更大,我们看到很多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企业,未来这两年还贷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现在宏观条件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图,过去这段时间中间,有不少债券价格波动是非常大的,违约的事件也在明显的上升,在过去的这一年中间,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后面的几年会成为,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金融监管角度来讲,会是一个日益更重要的问题。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不是说有很强的观点,是列举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意识到一些也许是成就,也许是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大家在这方面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举手。 提问:您好,我是证券日报的记者王思文,今天跟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2020年券商基金和期货公司外资持有的比例全面开放了,外资机构如何与本土机构竞争格局是怎么看的?另外,您认为我们的优势和特色又在哪里? 陆挺:谢谢你的问题。我自己在外资工作过,也在内资工作过,对这个问题的确有很多感触,第一,中资企业,中资证券公司已经在很多领域非常成熟,在国内业务这一块,尤其在零售业务这一块非常得成熟,包括通过手机网络卖股票,这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很多海外的券商,不要妄自菲薄,不用太担心。第二,外资进入中国实际上还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监管的问题,他要适应我们国内监管的形势,有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而且这中间的文化差别也比较大。从这个角度来讲,外资要想在短期之内超越中资在业务方面的话,难度也比较大。外资的长处,大家知道,外资的长处就在外的方面,但是在这个方面由于我们现在在资本市场上,现在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严格的管理,所以在这个方面他的相对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弱的,但外资其他的方面还是值得我们中资学习的。哪些方面值得学习呢?当你这个企业规模做得很大的时候,怎么样去管理,尤其是跨境的管理,这点上来讲,中资和外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们中资企业特征做得好在国内做得好,一旦跨到香港、新加坡,更不用说到伦敦、纽约的时候,面临更多的问题,中资企业要学怎么样把自己打造成为中国国家队,怎么代表中国的形象去国际竞争,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在业务领域方面,中资证券公司业务领域非常窄,我们很多固定收益和外汇业务在中国是银行做的,不是证券公司做的,一到了国外就会发现,证券公司主要的业务和利润大头不是来自于股票,是来自于外汇,来自于固定收益,这方面中资证券公司将来一旦要跨境到海外需要在这些方面补很大的课,很多的地方要学习。总之,我认为中资、外资各有长短,互相学习,也不要在这个过程中间,觉得外资一点用都没有,另一方面也不要妄自菲薄。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刘锋:当前注册制还是偏紧 应能宽则宽
刘锋:当前注册制还是偏紧 应能宽则宽

  新浪财经讯  11月13日下午,“预测与战略”财经年会2020在京召开。在“发现资本市场新价值暨中国资本市场《财经》研究今榜发布”论坛上,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当前的注册制是正确的尝试,市场应该去习惯这种上市新规则,这不是说放松了审核,而是把审核前置。 “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迟早会适应这种方式,但目前看,注册制还是有点偏紧,如果要对标纳斯达克,还是应该能宽则宽,我们不应该低估投资人的能力,应该给投资人提供准确信息来帮助他们做出准确决定,而不是监管来代替投资人筛选。” 他在演讲中表示,证券分析师和媒体给投资人提供准确的信息非常重要。 他强调,监管挑出来的标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注册制应该是掌握最低标准,只要能考60分,就先放进来,最后能得多少分,交给市场来决定。[详情]

康晓阳:证券分析师是证券市场的理性力量
康晓阳:证券分析师是证券市场的理性力量

  “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离不开证券分析师队伍和机构投资者这两大群体的健康发展。”11月13日,天马资产董事长兼今日投资创始人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康晓阳,天马资产董事长兼今日投资创始人 康晓阳表示,中国证券市场近30年风风雨雨,证券分析师队伍不断成长、壮大,成为这个市场不可或缺的一股中坚力量,这是一个拥有高学历、高智商的群体,他们整天奔波于城市与城市之间,无论是在车间、工地、会议室或是饭桌旁,他们总是不停地发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上市公司股票定价寻找客观依据。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群体,中国证券市场才多了一份理性的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股理性力量,A股市场的波动才有了价值轴心。 康晓阳认为,证券分析师这个群体一直饱受质疑与争论,争论的焦点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我敬佩戴总和《财经》的同仁,能够选择今日投资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举办这次财经研究今榜分析师评选活动,我们的评选标准非常简单,不掺杂任何人为观点,完全只是凭数据说话,就像戴总刚才讲的,我们要求客观公正,我们把分析师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录入数据库,把他们对公司的评级和盈利预测与上市公司的股价与财报数据进行追踪对比,最后根据其客观表现评价每位分析师的优劣名次,具体的计算过程和方法参考了国际老牌机构路透的(英文)客观评价标准,根据中国资本市场和行业特征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也就是说,在最终计算和复杂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事先知道谁是最终的获奖机构或者个人,数据是这次评选的唯一依据。 康晓阳进一步表示,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离不开证券分析师队伍和机构投资者这两大群体的健康发展,《财经》杂志是关注中国资本市场,并以独家性和权威性见长的重量级媒体,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通过合作推动客观分析评选活动一定会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繁荣和稳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主持人:谢谢戴总的发言作为最具公信力、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21年以来《财经》杂志一直是坚持着独立、独家、独到的新闻理念,并且将这种坚持客观、公平、专业带到今天研究今榜当中来,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次分析师评选的联合主办方今日投资创始人康晓阳先生致辞,有请您。 康晓阳:尊敬的戴社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证券行业的各位同仁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前来参加由《财经》杂志与今日投资联合举办的发现资本市场新价值暨第一届财经研究今榜分析师评选活动,在此,我谨代表今日投资全体同仁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我是证券市场的一个老兵,亲眼目睹和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近30年的风风雨雨,在这30年中,证券分析师队伍不断成长、壮大,成为这个市场不可或缺的一股中坚力量,这是一个拥有高学历、高智商的群体,他们整天奔波于城市与城市之间,无论是在车间、工地、会议室或是饭桌旁,他们总是不停地发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上市公司股票定价寻找客观依据。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群体,中国证券市场才多了一份理性的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股理性力量,A股市场的波动才有了价值轴心。 今日投资从17年前开始率先在国内建立分析师预期数据库,正是基于对这个群体价值的发掘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对这股理性力量的充分信任与期待。但是,这个群体群一直饱受质疑与争论,争论的焦点不是他们的能力,而是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我敬佩戴总和财经的同仁,能够选择今日投资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举办这次财经研究今榜分析师评选活动,我们的评选标准非常简单,不掺杂任何人为观点,完全只是凭数据说话,就像戴总刚才讲的,我们要求客观公正,我们把分析师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录入数据库,把他们对公司的评级和盈利预测与上市公司的股价与财报数据进行追踪对比,最后根据其客观表现评价每位分析师的优劣名次,具体的计算过程和方法参考了国际老牌机构路透的(英文)客观评价标准,根据中国资本市场和行业特征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也就是说,在最终计算和复杂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事先知道谁是最终的获奖机构或者个人,数据是这次评选的唯一依据。 女士们、先生们,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离不开证券分析师队伍和机构投资者这两大群体的健康发展,《财经》杂志是关注中国资本市场,并以独家性和权威性见长的重量级媒体,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通过合作推动客观分析评选活动一定会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繁荣和稳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预祝本次论坛及《财经》研究今榜分析师评选活动获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顾强:都市圈成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要一环
顾强:都市圈成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要一环

  新浪财经讯11月13日,在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上,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说,“当前,都市圈已经成为区域发展战略重要一环。” 为什么说中国已经进入了都市圈时代?他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优化行政区划,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他解释说,这句话虽然没有提到都市圈,但实际上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间出来了“都市圈”。 “过去区域发展战略四大板块,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十八大以来提出五大区域战略,国家发改委也规划了19个城市群。” 在他看来,都市圈概念的合理性在于,如目前已经出现了以上海、杭州两个核心都市圈为核心的都市联盟区,且其与南京形成了高密度的区域,成了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此外,如南京、合肥等区域辐射了周边区域,形成了空间形态的独立的都市圈。 此外,他还指出,“当前社会要素也在加速向都市圈聚焦,都市圈成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而区域经济的新特征在于,城市中心化、大型化包括都市圈形成之后演变成了全球城市,且和全球城市的合作也更加密集,呈现出全球化、头部化、集群化、创新场域化的特征。 “最后,这些新特征都指向了都市圈,包括人口和创新要素的流动。”他说道。 (新浪财经 张军)[详情]

秦虹:中国城镇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 城镇化超60%
秦虹:中国城镇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 城镇化超60%

   新浪财经讯 11月13日消息,《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高级研究员、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出席会议并演讲。秦虹表示,研究都市圈的发展规划,对我们无论是产业布局还是投资,其实都非常重要。 秦虹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的时候达到了50%,这一数据在2010年是50%,今年已经超过60%。 因此秦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中国具备大都市圈和大城市群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从发展规律来说,中国城镇化进高级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的格局出现一种新的和过去我们的经验所不同的一些发展的现象。这种城市群、都市圈毫无疑问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格局,大都市圈在吸引新增人口方面的优势和规模,实际上都是非常明显。 根据诺瑟姆曲线原理,在城市化率低于30%的时候,这是个农业社会,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一旦超过30%,到70%这个阶段,城市化率会快速增长、快速提高、城市人口急剧加速。到了70%以上,城镇化速度又开始放缓。 秦虹表示,都市圈一旦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产业将会进一步地高端化,科技、研发、金融、文化、创意、会展等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占比会明显提高。所以,这个环境下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就会增大。所以,这个时候城市里面的新办公、新商业、新居住的需求量一定是会大的。 “我们规划了十几个城市群,”秦虹还表示,不是所有的城市群都能同步发展,快速发展的城市群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客观条件:第一,都市圈内的基础设施有没有统一化、一体化的规划,特别是交通网络的形成。第二,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能否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城市功能和产业互补格局。第三,都市圈能否打破行政壁垒,营造规则统一开放、标准互认、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第四,都市圈公共服务能否尽可能地均衡和普惠,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方面能够实现共建和共享。第五,都市圈内各个城市是否具有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推动机制。 (新浪财经 刘娜)[详情]

朱云来:经济新常态 转型新挑战
朱云来:经济新常态 转型新挑战

  原标题:朱云来:经济新常态,转型新挑战 来源:《财经》新媒体 “经济结构的转变,是中国经济未来要面临的任务和挑战。”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金融专业人士 朱云来 朱云来介绍,国际资料从1960年开始记录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有史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基本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问题也伴随发展逐渐积累。“我们未来的新产业应该是什么?如果是服务业,则面临的问题是服务业的经济效率还相对较低,如何更高效并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以下是发言实录: 朱云来:大家下午好,有幸与大家一起讨论、分享一下我最近做的分析。我的题目是《经济新常态,转型新挑战》。增速放缓是一个“经济新常态”的变化。转型也是我们讲了多年的事情,现在这个转型又随着发展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我们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悄然之间有了非常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它也决定了我们将来经济发展的挑战核心。 这张图可以看出经济规模系统性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变化。可能让人有一些错觉,感觉从整体来看前面三十年的数字相对较低,这是根据统计局系统性的统计结果,呈现给我们的中国经济的数字历史还是很完整的,这是很珍贵的记录。很多数字是从1952年开始记录的,国家统计局就是1952年成立的,所以自那时开始就有了非常系统的数据,当然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当时客观的真实记录,至于怎么理解、解读,就需要根据数据更多的分析并考虑当时一定的情况。 总而言之,这张图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地增长,我们比较了一下,自1949年建国以来,国际资料从1960年开始记录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速一直很快,基本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得更快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中的几大行业:农业、工业、建筑、服务业。 在城市人口方面,大家可以看到红色(人口)和棕色(城镇人口)两条线,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1978年的时候只有18%,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到现在,城市化率达到了将近60%,而且还会继续往下发展。城镇化怎么去定义?过去可能叫一个乡,乡的概念是“50%以上都是农业经济”。等到有一天,非农经济的占比超过了50%,就可以把这个乡变成镇,所以我们的城镇化因此而产生。 这张图可看到农、工、建、服四大行业结构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1978-2018年这40年中紫色(服务业)和蓝色(工业)的变化趋势,呈现一个X型,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4%降到现在的34%,服务业占比从24%涨到现在的52%,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不仅顶掉了同期工业降低的10个百分点补偿了农业降低20个百分点。另外一个趋势是农业占比一直在下降,现在农业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所以农业的占比反而越来越低。 再看前面30年,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转变,前面30年绿色(农业)和蓝色(工业)发生了转变。1952年农业占据51%的比重,一半以上是农业,服务业占的比重也比较大,约28%,都是手工业那种类型的服务业,而工业比重相对较小,约18%。但是中国在前30年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发展工业,到1978年完成了工业化的转变。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像二级火箭推力一样,推动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工业转型。 中国的工业行业门类非常齐全。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常就只有几个行业,而我们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当然,我们的工业水平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还在不断的提升之中,现在有一些行业也比较先进了。同时,我们确实要冷静地认识到,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了,那我们就真的很厉害了。 从上面这张图可以看出一个巨大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实际上,这才是未来经济要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其实经济很复杂,但有两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材料,一个是能源。 材料以钢铁为很重要的代表。现在钢铁产量一年能到八九亿吨,比如十种有色金属的材料不过8千万吨,加上塑料差不多1亿吨。在其他的材料里,钢铁是最有代表性的,量非常大,与它相关的还有混凝土、水泥,2018年水泥产量约20多亿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2002年以后整个坡度迅速变陡,钢铁在这些年产量迅速增加。图中蓝色的方柱是它的储量,因为经济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将来有一个长远的问题,就像刚才高院长提到我们有一些新的指标要考虑:我们总共还有多少储量,这种发展可不可持续?根据统计局数据,2002年以前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我们当时做宝钢上市的时候研究过,传统科学所认证的储量,跟市场经济有时不能完全接轨。传统从工程的角度出发,而站在国际经济可行性角度来讲,标准会有些不同,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以后就降低了。 红色方点为2019年的统计局年鉴公布数据,在这点上统计局年鉴中没有做细节的说明来解释为什么做这个调整。所以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论证,我们暂且把它作为参考。有了储量和产量数据就可以推算可采年限了。比如你有100亿吨的储量,如果一年用掉10亿吨,那就还有10年可以采,有1000亿吨储量那就可以采100年。如果开采量增加1倍(20亿吨一年),可采年限就降低1倍(可以采50年),这是它的可持续性关系。 再往下看人均钢铁产量,每年产铁能到半吨。铁是可以复用的,这么多年累计下来人均已经8.1吨,累计产铁113亿吨。 2002年以后可以看到产量迅速增长,这几年开始见顶。 煤炭储量也与刚才说的类似,2002年以后储量数据向下调整了,2019年年鉴中的数据又重新调上去了,可能又恢复到以前的标准上去。这个问题需要更系统、科学、经济的论证,数据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这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有否可持续性的问题。如果按照原来02年后2千亿吨左右的储量,一年用掉40亿吨,50年就差不多烧光了。如果以新的标准来看,1.6万亿吨,增加了不少,相应的可采年限也就变长了,当然这里都是根据统计局年鉴中数据进行的比较粗略估计。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可用的年份就只有这么多,如果考虑到用完以后还有空气污染、废物排放等相关问题,那我们的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我们能不能尽量发展一个低能耗的经济?怎么才能达到低能耗?还是否能发现相应的新科技?这都是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要看未来怎么做文章。过去积累了这么多,建了这么多东西,它从经济学上的效率怎么样?从自然科学可持续性的效率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些年雾霾PM2.5成为了一个问题?有人说因为汽车?其实大众开的民用汽车只占整个能耗的不到10%,而真正的能耗是煤。煤的用量已经达到40亿吨,其中有一半是用于发电,发电是在哪儿都会发生的。过去在北京发生雾霾,大家都觉得北方从来没断过沙尘暴,但其实上海也是PM2.5分布很高的南方地区,上海也没有太多的重工业,原来还有宝钢,现在不少也移到了其他地方。其实是发电本身的污染是很厉害的,中国年产近四十亿吨的煤,一半是用来发电。只要工业发展强度较高,能耗就高;能耗高,排放量就高,就要烧更多的煤,产生更多的排放。这是讲煤炭,我们的人均煤炭消耗量也达到了3吨/年。 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刚才所说的宏观经济结构。SNA国家账户体系的统计体系,是统计局从八十年代初和国际接轨而引进的国际统计框架,能够得出不同行业的发展数据。 从这张行业结构图可以看到,2017年我国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46%,但其实服务业里除了金融地产相对较高以外,其他包括行业,医疗、教育、文化等在内的9个服务业,平均利润率只有2.8%,不到3%。第三产业的平均效率还是比较低的,经济下行,给工业制造业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即便这样它效率还是很高。整个经济的转型,从相对比较高的行业转向相对利润比较低的行业,电信从数据上看还可以,但行业毕竟很小,总额不大,商业和运输方面利润率12.7%。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市场上总共有20个行业门类,不同行业的占比可以从这上面看出来,我们平常讲的产值只是增加值或者叫净产值,2019年净产值90万亿,2017年82万亿,但市场交易总额是226万亿。我们算市场比例、分析市场结构,应该放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 再看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历史上,收入和消费不断增长,到2018年居民收入达到40万亿的水平,相比80多万亿的GDP和200多万亿的总产值概念,消费平均在30万亿左右的水平。 这张图,我们可以来进行比较,据调查,大众消费总额达25万亿,按宏观产值来计算,消费总额达32万亿。这里面存在一些统计范围外的差额,大概几万亿。这是它的结构。这也是一个方法,检验出统计局的数据本身还是吻合的。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投资。也就是右边这张图,2017年投了30多万亿,相比之下消费也是30多万亿,经济中消费和投资占产值很大比例,从数据可见我们投资占了更大的比重。如果再看一下各个行业的投入结构,36万亿的总投资里建筑业占了22万亿,约为60%。跟2002年以后煤炭钢铁的消耗量一样,都在迅速增加,近年来达到了高点。大家也看到了地产未来的前景问题,如果按照统计局数字,人均40几平米房屋居住面积来算,14亿人的居住面积约为600亿平米,如果城市化差不多占了一半,那么城市房屋就是300亿平米。在消费占比中,居住支出约为6万亿(相当于房租支出),拿6万亿的房租除以600亿的居住面积,可以估算房租相关的成本。 下面这两张图为2018年居民收消和城乡居民收消结构。居民可支配收入393889亿元(人均28228元),消费支出277027亿元(人均19853元)。时间有限,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刚才讲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特点,如果不理解经济所发生的、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的话,可以思考它能针对性地帮你完成下一阶段的发展问题,比如可持续性、养老保险等。如果现在的工作还可以保障美好的生活,你还是会担心意外、担心养老等问题,最终还是会落到发展经济的效率问题。经济发展要从高速转为高质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效率,同时也要有足够的保障。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经济,全世界在2002年左右经历了快速增长,跟全球化贸易的迅速增加有一定关系,但2008年以后世界的产值增长有所减缓,不过货币增长还是很高,现在两者差了20万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关于世界经济衰退的警告。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政府都在大量放货币,这在短时间貌似解救了经济,但长期可能会恶化整个经济的效率。 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认真科学地审查经济,真正客观地衡量它。好的可以继续投资,不好的就需要停掉。停下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短期社会调整问题,过去也曾用过培训机制、调整机制来进行调节。这是一个死结,如果不调整,不断地往里投钱,行业发展就会面临更多问题。一定要改,这也是我们转型的最大挑战。特别是考虑到行业结构的问题,毕竟房子盖得这么多了,我们未来的新产业应该是什么?如果是服务业,则面临的问题是服务业的经济效率还相对较低,如何更高效并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由于时间所限,不能再说了,谢谢大家。[详情]

彭文生谈央行数字货币:既是监管者又是参与者?
彭文生谈央行数字货币:既是监管者又是参与者?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出席并演讲。 彭文生表示,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竞争,主要体现为效率和安全的竞争。他认为,当前需要关注的数字货币有两类,一类是平台数字货币,一类是央行数字货币。前者拥有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环境下的高效率,Libra、微信支付、支付宝都是如此。 彭文生表示,平台的优势在在于网络效应,“它就像语言一样,用的人越多,效率越高,更多的人愿意用。货币是这样,平台也是这样,它们两个有个共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彭文生看来,平台数字货币所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将支付和金融分开。“实际上微信支付、支付宝在开始发展的时候,是和平台的功能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金融联系在一起。Libra也是这样,为什么大家担心?不是因为脸书有金融业务,而是脸书这个社交平台的功能。这是最大的对现有的金融格局的影响、冲击,就是对传统的金融体系的影响。它起步不是金融,不代表它不可以发表金融,在支付的体系基础之上可以延伸金融服务,现在的蚂蚁金服、腾讯的金融服务等等。带来了对当前金融格局的影响”。 在谈到央行数字货币时,彭文生表示,关键因素是支付不支付利息。其预测,按照央行最近的一些说法,更强调“电子支付”,“它是替代现金的,替代现金就没有利息”。 但这也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还需要替代现金吗?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不是已经替代现金了吗?现在还有多少人大量地用现金呢?所以,替代现金可能的空间有限。但是替代支付宝和替代微信支付的空间有多大?这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他说,“不支付利息受到挤压的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利息,受到挤压的是传统的银行体系”。 此外,彭文生还强调,央行如果发行数字货币,那么便形成了央行既是金融体系的监管者,又是其中的一个竞争参与者,如何平衡是需要思考的。[详情]

李礼辉:应抓紧研究中国主导全球性数字货币的方案
李礼辉:应抓紧研究中国主导全球性数字货币的方案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出席并演讲。 李礼辉认为,数字货币可以分为三种: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即是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便是之一。 “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到现在差不多5年了,近期出现了准备发行的迹象,因为一些央行官员的一些正式的、非正式的讲话都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从这些信息来解读,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会称作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 李立辉分析称,第一,央行的数字货币会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以传承目前的间接发行模式。“这有利于保持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有利于稳定市场。如果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的话,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二,央行的数字货币将采用并行的技术路线,坚持央行中心管理的模式。“很多专家认为现在的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中国是一个真正的超大市场,现在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应该会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单一技术,比如说区块链技术,也应该会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 第三,央行的数字货币将采用账户松耦合的方式替代货币M0。“大家现在所熟悉的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化的支付工具,采用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微信支付、支付宝实际上都绑定了银行帐户,通过银行来进行价值的转移。在实名制的银行帐户的管理制度下是没有办法实现匿名支付的需求”,李礼辉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有可能会采取账户松耦合+电子钱包的方式,可以脱离银行帐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于金融中介的依赖,而且会在央行许可的范围以内实现可控的匿名支付。至于可控到5000还是50000,央行会把握”。 “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可能只限于替代M0,就是流通中的现金,非狭义货币M1或者是广义货币M2”,李礼辉预测。 他还表示,在关注法定数字货币的同时,也应关注支付工具的创新,而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四个要素,第一,效率更高。第二,成本更低。第三,必须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第四,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虚拟货币 李礼辉认为,公有链社区的token即为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没有合格的负有发行责任的主体,没有实体资产做支撑,也没有足够的信任背书。 但李礼辉也承认,虚拟货币有自己的生存土壤。一是虚拟货币是在公有区块链社区通行网络共识的治理机制和发行虚拟货币的激励机制,虚拟货币是参与者认可的等价物和支付工具。 二是市场需求。虚拟货币的交易可匿名、可跨境、难管制、甚至可能是黑灰色的交易,也可能成为资金流动的工具和投机交流的工具。“暗网市场的非法交易需要地下可以信任、地上难以管控的支付工具”。 此外,李礼辉认为,虚拟货币存在技术性缺陷,由于采用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架构,到现在为止,在这种架构下的全网验证需要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而且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需要达标和均衡。所以,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至今仍然尚未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的问题。 除上述技术性缺陷外,虚拟货币也存在经济性缺陷,李礼辉认为,虚拟货币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任背书、价值不稳定、投机性太重。“比如2018年比特币触底3158美元,比最高价的时候缩水了84%,这一年全球虚拟货币的总市值由年初的8300多亿美元下降到年末的1100多亿美元,跌幅接近87%。今年所有的虚拟货币的价格也是大幅度地动荡”。 “目前,虚拟货币目前只能够偏居一隅,难以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支付场景”,他说。 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 李礼辉认为,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需要关注两点,第一,会否成为超主权货币。第二,会否超越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 李礼辉认为,能够成气候的数字货币必须是可信任的,法定数字货币是因为法定的地位和国家主权的信任背书,所以是可信任的。而其他任何机构的数字货币要做到可信任,必须具备5个基本的要求:具有公众信任的信任背书,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做支撑,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李礼辉认为,脸书发布的libra具有突出优势。一是可以提供足够的信任背书和覆盖全球的超过20亿的基础性的客户群体。二是分布式对等架构和隐私计算技术。理论上,脸书可以构建覆盖全球的端对端的交易支付平台,而不再需要支付中介。三是libar用脸书的资产做支撑,维护独立的数字货币的价值。 “我们实际上看到,Libra从一推出开始就备受监管的压力,直接的原因在于它怎么样达到主要国家的市场准入的门槛,比如说它的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它的商业运行的模式可行度和透明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此外,合规管控的路径和可信度怎么样,因为西方国家对反洗钱、反恐怖厉害特别特别重视”,李礼辉称,上述也并非libra受到监管压力的根本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Libra可能成为超主权的货币从而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的地位。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霸权的地位。三是可能会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李礼辉称,超主权数字货币一旦形成,则可以覆盖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它就可以从支付清算这个环节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保险、投资、资产交易、财富管理等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全面争夺传统金融业的市场。 建议 李礼辉认为,基于上述事实,我国应掌握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主导权。进一步落实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国家战略,明确产业政策对于数字技术研发企业和专业人才给予税费方面优惠,鼓励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 “国家队+民营队、大众+小微,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可控的产权,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关键领域建立全球性的竞争优势“,他称,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我们也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的路径、可实施的方案。 第二,他建议加快数字金融制度的建设,立足于保证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抓紧制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金融市场监管等等制度。也应该抓紧研发数字金融技术的国家标准,建立专业化的数字金融技术应用审核和验证体系。“很有必要建立金融数字、金融创新的沙盘实验制度,积极探索数字金融业务监管的新模式、新规范,在有效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数字金融市场的准入”。 第三,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的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且争取应有的话语权。[详情]

李礼辉:Libra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 重塑货币霸权
李礼辉:Libra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 重塑货币霸权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出席并演讲。 李礼辉认为,数字货币可以分为三种: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即是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便是之一。 “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到现在差不多5年了,近期出现了准备发行的迹象,因为一些央行官员的一些正式的、非正式的讲话都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从这些信息来解读,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会称作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 李立辉分析称,第一,央行的数字货币会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以传承目前的间接发行模式。“这有利于保持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有利于稳定市场。如果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的话,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二,央行的数字货币将采用并行的技术路线,坚持央行中心管理的模式。“很多专家认为现在的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中国是一个真正的超大市场,现在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应该会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单一技术,比如说区块链技术,也应该会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 第三,央行的数字货币将采用账户松耦合的方式替代货币M0。“大家现在所熟悉的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化的支付工具,采用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微信支付、支付宝实际上都绑定了银行帐户,通过银行来进行价值的转移。在实名制的银行帐户的管理制度下是没有办法实现匿名支付的需求”,李礼辉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有可能会采取账户松耦合+电子钱包的方式,可以脱离银行帐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于金融中介的依赖,而且会在央行许可的范围以内实现可控的匿名支付。至于可控到5000还是50000,央行会把握”。 “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可能只限于替代M0,就是流通中的现金,非狭义货币M1或者是广义货币M2”,李礼辉预测。 他还表示,在关注法定数字货币的同时,也应关注支付工具的创新,而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四个要素,第一,效率更高。第二,成本更低。第三,必须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第四,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虚拟货币 李礼辉认为,公有链社区的token即为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没有合格的负有发行责任的主体,没有实体资产做支撑,也没有足够的信任背书。 但李礼辉也承认,虚拟货币有自己的生存土壤。一是虚拟货币是在公有区块链社区通行网络共识的治理机制和发行虚拟货币的激励机制,虚拟货币是参与者认可的等价物和支付工具。 二是市场需求。虚拟货币的交易可匿名、可跨境、难管制、甚至可能是黑灰色的交易,也可能成为资金流动的工具和投机交流的工具。“暗网市场的非法交易需要地下可以信任、地上难以管控的支付工具”。 此外,李礼辉认为,虚拟货币存在技术性缺陷,由于采用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架构,到现在为止,在这种架构下的全网验证需要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而且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需要达标和均衡。所以,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至今仍然尚未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的问题。 除上述技术性缺陷外,虚拟货币也存在经济性缺陷,李礼辉认为,虚拟货币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任背书、价值不稳定、投机性太重。“比如2018年比特币触底3158美元,比最高价的时候缩水了84%,这一年全球虚拟货币的总市值由年初的8300多亿美元下降到年末的1100多亿美元,跌幅接近87%。今年所有的虚拟货币的价格也是大幅度地动荡”。 “目前,虚拟货币目前只能够偏居一隅,难以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支付场景”,他说。 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 李礼辉认为,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需要关注两点,第一,会否成为超主权货币。第二,会否超越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 李礼辉认为,能够成气候的数字货币必须是可信任的,法定数字货币是因为法定的地位和国家主权的信任背书,所以是可信任的。而其他任何机构的数字货币要做到可信任,必须具备5个基本的要求:具有公众信任的信任背书,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做支撑,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李礼辉认为,脸书发布的Libra具有突出优势。一是可以提供足够的信任背书和覆盖全球的超过20亿的基础性的客户群体。二是分布式对等架构和隐私计算技术。理论上,脸书可以构建覆盖全球的端对端的交易支付平台,而不再需要支付中介。三是Libar用脸书的资产做支撑,维护独立的数字货币的价值。 “我们实际上看到,Libra从一推出开始就备受监管的压力,直接的原因在于它怎么样达到主要国家的市场准入的门槛,比如说它的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它的商业运行的模式可行度和透明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此外,合规管控的路径和可信度怎么样,因为西方国家对反洗钱、反恐怖厉害特别特别重视”,李礼辉称,上述也并非Libra受到监管压力的根本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Libra可能成为超主权的货币从而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的地位。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霸权的地位。三是可能会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李礼辉称,超主权数字货币一旦形成,则可以覆盖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它就可以从支付清算这个环节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保险、投资、资产交易、财富管理等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全面争夺传统金融业的市场。 建议 李礼辉认为,基于上述事实,我国应掌握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主导权。进一步落实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国家战略,明确产业政策对于数字技术研发企业和专业人才给予税费方面优惠,鼓励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 “国家队+民营队、大众+小微,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可控的产权,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关键领域建立全球性的竞争优势“,他称,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我们也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的路径、可实施的方案。 第二,他建议加快数字金融制度的建设,立足于保证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抓紧制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金融市场监管等等制度。也应该抓紧研发数字金融技术的国家标准,建立专业化的数字金融技术应用审核和验证体系。“很有必要建立金融数字、金融创新的沙盘实验制度,积极探索数字金融业务监管的新模式、新规范,在有效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数字金融市场的准入”。 第三,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的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且争取应有的话语权。[详情]

徐工信息总经理:工业互联网应从四个方面推动数字化
徐工信息总经理:工业互联网应从四个方面推动数字化

  原标题:徐工信息总经理张启亮:工业互联网应从四个方面推动数字化  财经网讯“通过数据,整个工业互联网从四个方面推动数字化:重构生产模式、重构服务模式、重构商业模式、重构企业的核心数据的竞争能力。”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启亮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启亮 张启亮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多个挑战,企业也同样面临着这些挑战。 一是需求观。原来是大规模的生产,库存化的生产,到现在个性化的需求。 二是产品观,产品即服务,原来制造业是以卖产品获得企业的利润,但美国的卡特彼勒,70%的净利润来源于后市场,所以产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三是数字观,我们面对新技术的变化,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实际我们的制造业很焦躁,对这些新技术,我们怎么转。 四是组织观。很多企业构建了数字化的东西,但组织没调整,还是原来科层制的制度。 五是能力观。在现有的情况,企业要培育新型的能力,这个新型的能力是什么?是我们和数字化、和工业化怎么深度融合的能力。 六是生态观。未来制造业最关键的是拥有平台,原来有一句话,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卖产品,未来是一流的企业建平台,建生态。 七是全球观。现在中国高端的制造业在大量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在大量向东南亚转移。 “从我们的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里1000多家企业里看两个数据,2018年大型企业和中央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到2019年,中小企业上工业互联网智能化的转型占到52%。在中国的中小企业占到90%以上,这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其实在真正推动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张启亮说道,所以,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工业化APP的标准化推广速度是非常快的。 同时,他还指出,现在中国制造业发展很快,但是中国制造业的短板就是工艺的能力和知识图谱和欧美国家比起来差距很大。所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怎么把大型企业工艺的经验、老师傅的经验和工艺的知识图谱放到工业互联网平台上,让中小企业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张启亮对工业互联网有五个方面的体会:第一、谁掌握数据,谁掌握未来。数据有可能会成为土地、厂房、设备之后的一个更重要的生产元素。 第二、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要沉下去,如果浮在面上,有可能未来非常麻烦。 第三、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要为客户创造价值,而不是为了概念,未来真正围绕着客户的痛点为客户创造价值。 第四、打造开放共享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共享生态。现在很多研发不是在办公室里,而是在平台上,通过全球的智慧进行研发,我们的平台上有3000多个开发者。 第五、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非常缺的,所以我们的创新受到了很多瓶颈,未来跨界需要工业的专家、数据的专家、互联网技术的专家真正的在一起,所以未来整个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需要基础学科的人才,研究最核心的技术。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启亮: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中午好。受《财经》张总的委托,今天跟大家分享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的课题。要讲转型,首先是人的转型,我是在2014年做了转型,原来在甲方,现在变成乙方,原来我是做CRO,后来开始创业,一个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当时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认为工业互联网也好、智能制造也好,都还是虚的,整个信息化团队200多人,跟我创业的只有20个人,但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400个人,刚开始我们服务徐工集团,现在已经服务徐工集团之外的75个细分的行业,我们公司从一穷二白到现在每年的复合增长率70%,我们公司的市值也翻了100倍。从这个数据来看,过去的四年或者五年的时间,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为什么大家去做数字化转型?我总结了一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八个挑战,这八个挑战对现在的企业来讲都面临着。一是需求观。原来是大规模的生产,库存化的生产,现在到个性化的需求。二是产品观,产品即服务,原来制造业是以卖产品获得企业的利润,但美国的卡特彼勒,70%的净利润来源于后市场,所以产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三是数字观,我们面对新技术的变化,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实际我们的制造业很焦躁,对这些新技术,我们怎么转。四是组织观。很多企业构建了数字化的东西,但组织没调整,还是原来科层制的制度。五是能力观。在现有的情况,企业要培育新型的能力,这个新型的能力是什么?是我们和数字化、和工业化怎么深度融合的能力。六是生态观。未来制造业最关键的是拥有平台,原来有一句话,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卖产品,未来是一流的企业建平台,建生态。七是全球观。现在中国高端的制造业在大量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在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从我们的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里1000多家企业里看两个数据,2018年大型企业和中央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到2019年,中小企业上工业互联网智能化的转型占到52%。在中国的中小企业占到90%以上,这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其实在真正推动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工业化APP的标准化推广速度是非常快的。另外,整个转型的类型是六个部分:研发、生产、供应、销售、服务和数据服务。2018年和2019年三类的增长是非常快的:生产、服务、数据。这三个层面通过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来转型大幅上升,生产类应用场景增幅63%、数据类应用场景增幅71%,服务类应用场景增幅53%。 我们通过数据做一些工艺的优化和设备的预测性维修,通过数据,整个工业互联网从四个方面推动数字化:重构生产模式、重构服务模式、重构商业模式、重构企业的核心数据的竞争能力。 现在中国制造业发展很快,但是中国制造业的短板在哪里?就是工艺的能力和知识图谱,和欧美国家比起来差距很大。所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怎么把大型企业工艺的经验、老师傅的经验和工艺的知识图谱放到工业互联网平台上,让中小企业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上要建丰富的工艺模型,让中小企业可以使用。 我们看几个典型的案例,这是一个施工企业,我们的客户,中铁建,他买了大量的设备,大约有8万台施工设备,中铁建下面有很多局,每个局之间的设备没有共享,产生了巨大的浪费,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我们开发了四个APP,设备复合利用率大幅提升的,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包括有色行业的、纺织行业的,这个客户是蛮有意思的,是国内最大的做纺织机械的,他们董事长找到我们说,我们的棉布机工作效率不高,是否能通过工业互联网帮我转型?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看到,他的数据突然增加,就让技术人员分析原因,分析完之后看到,不是棉布机的问题,是越南的客户生产工人上洗手间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能看到客户的设备到底表现怎么样。包括工程机械的,作为了很多。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实时看到设备的状态和设备运行的情况,有些数据和我们在项目上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数据的能力,我们把工厂的加工设备全部连起来,做设备预测性的维修,这是我们的一个调频,原来调频是非常难的,但通过数据训练调频的机器,在大平台里我们给了一个数据的值,在这个值中是合格的。 我们工业互联网平台产生的大数据,城市的热度、开工率和设备健康的状况,包括对每个城市的热度。炒股票的企业也在买我们的数据,因为它看到设备的开工率,知道未来新增的设备和行业的变化会产生哪些影响。 去年总书记在考察徐工的时候,我专门汇报了8分钟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情况,总书记要求我们能连接“一带一路”,所以我们去年和今年连接了“一带一路”20多个国家,我们现在能看到“一带一路”整个基础建设的进度和相关的情况,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个“一带一路”的晴雨表。 我个人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大约18年,我是工业互联网的一个传教士,又是一个工业互联网的推动者,有五个方面的体会:第一、谁掌握数据,谁掌握未来。数据有可能会成为土地、厂房、设备之后的一个更重要的生产元素。第二、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要沉下去,如果浮在面上,有可能未来非常麻烦。第三、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要为客户创造价值,而不是为了概念,未来真正围绕着客户的痛点为客户创造价值。第四、打造开放共享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共享生态。现在很多研发不是在办公室里,而是在平台上,通过全球的智慧进行研发,我们的平台上有3000多个开发者。第五、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非常缺的,所以我们的创新受到了很多瓶颈,未来跨界需要工业的专家、数据的专家、互联网技术的专家真正的在一起,所以未来整个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需要基础学科的人才,研究最核心的技术。 (编辑:许楠楠) 关键字:[详情]

周延礼:预计明年中国保险市场贡献率可达30%-50%
周延礼:预计明年中国保险市场贡献率可达30%-50%

  原标题:周延礼:预计明年中国保险市场贡献率可达30%-50%  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提出,2019年到2020年,全球的寿险和财产险保费,实际增长只有3%左右,而我国都是双位数的增长,预计中国保险市场的贡献率,应该是30%到50%。 新京报讯(记者 张思源)11月13日,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提出,2019年到2020年,全球的寿险和财产险保费,实际增长只有3%左右,而我国都是双位数的增长,预计中国保险市场的贡献率,应该是30%到50%。 周延礼表示,根据银保监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我国银行业总资产285万亿,保险业总资产20万亿。银行保险加起来超过305万亿,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位。而保险市场的规模,经过近40年的努力,先后超越了德国、法国、英国、日本,2017年全球排名上升到第二位。未来,中国继续保持着第二位世界保险大国的地位,预计2019年还会继续缩短与头位的距离,头位即是美国保险市场。 对于未来全球保险市场的分析与展望,周延礼称,从财富管理原理上观察,随着世界各国国民财富的增长,财富管理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保险业就是财富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2018年,全球财富管理规模是205.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其中在非洲、亚洲的比例比较高。预计到2023年,全球比例要达到5.7%。 周延礼指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亚太地区的跨境财富将不断得到提升,可以预计在未来的五年,富裕群体有望有显著的增长。一些金融机构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私人银行、独立理财顾问、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零售银行、智能投顾,包括有些理财的公司,这些都在抢占管理财富的市场。 周延礼介绍,目前保险市场主体日益丰富,行业的偿付能力比较稳定。2018年的保险市场主要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转型、动能转换、优化。2019年前三季度3.45万亿的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2.58%,进入了双位数的发展轨道。预计全年保费收入大约在4.5万亿到4.7万亿之间,总资产规模有望超过20.8万亿。2020年,预计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和行业总资产规模,也可以继续保持双位数的增长。 周延礼认为,全球保险业务的规模增长,带来了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增长。同时,从地域分布看,在新兴市场的业务板块的增长,以及发达市场经济放缓、寿险增长速度缓慢的情况下,亚洲地区的增长比较快,填补了发达国家市场下降的空间。2019年到2020年,全球的寿险和财产险保费,实际增长只有3%左右,而我国都是双位数的增长,预计中国保险市场的贡献率,应该是超过30%到50%。 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详情]

何桂立:多管齐下 化解智能制造面临的三大挑战
何桂立:多管齐下 化解智能制造面临的三大挑战

  11月13日,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指出,在我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发展过程中,目前仍有三类问题相对突出: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 首先是需求对接不充分,工业互联网实践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现象。何桂立建议,对此可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摸准痛点,深入开展调研摸排,基于个性化、定量化模型真正摸清搞懂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痛点所在和需求方向;二是对症下药,针对中小企业不同的行业属性、发展阶段与转型需求采取差异化普惠性措施,降低中小企业工业互联网使用成本;三是强化认知,开展工业互联网试点应用和优秀案例推广普及,助力中小企业研判对比自身发展现状,主动适应、拥抱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潮。 此外,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关键核心基础技术仍然薄弱。要化解这一挑战,何桂立认为,应突破短板、以新带旧,加强模型积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弥补工业机理、自动化等短板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同时聚焦融合,强化前瞻性技术研究部署,提前布局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增长点核心技术,抢占市场先发优势。 最后,从发展机制来看,亦存在需要完善之处。在何桂立看来,应重点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引导市场需求显性化,充分利用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带动供给侧产业变革与技术创新;二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应用推广、人才培训、孵化创新等促进市场需求落地发展,不断探索实现产业化推广;三是打造一体化创新生态,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类主体,充分发挥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市场企业等各方合力,实现国家顶层战略立体化推动与市场力量深层次结合。 此外他还提到,数字化转型将带来较大的就业结构性变化,但总体而言,不会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就我们国家而言,智能制造升级和转型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工业同仁的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发展迅速,对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正在显现。” 以下为发言实录: 袁雪:感谢。有请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先生。 何桂立: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上午好!下面我就自己了解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在过去的十年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发展非常迅猛,推动了以产业为先导的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一场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革命,正向我们大步跨来。这里我讲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特点,我们正在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入到信息社会的伟大的社会转型期。工业社会,用一个很简单的词说,它是解放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信息社会也可以简单解释成,它是释放我们人脑功能和人脑智慧到社会上为人类服务的。按照马云先生形象的比喻,工业社会是把人变成机器,信息社会是在把机器变成人。 在这个大的转换时期,技术上有四大特点:第一,网络化。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第二,软件化。软件替代硬件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这个特点跟我们释放人脑的智慧是关联的,因为人脑的智慧就是个软件。第三,智能化。无处不在的,再小的设备和器件也具有智能的功能。第四,开源化。开放资源、开放能力、开放平台,这才是我们把事情做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大家可能注意,连接和流动是一个社会和工业发展、人们生活发展的很重要的特征,连接数越多,速度越快,在一个区域里,发展就越迅速。我们想想农村和北京相比,无论是交通运输还是网络信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是有非常大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同。还包括人的文化的传播,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意识也是流动的一个结果。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人都不交流了,静下来了,社会意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网络化、数据化和人工智能,确实给投融资带来了一个新的模式上的变化,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促进投资的精准化,特别是能够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数字转型在信通院的研究来看,会不会带来一些就业的问题?我们认为,数字化转型会带来就业方面的结构性的大的调整和变化,但总体而言,不会带来就业的负面的一些问题。在这场大淘当中,制造业发展还是非常快的,互联网提供了基础设施,智能制造作为技术的综合集成和重点应用,二者相辅相成,日益成为推动智能制造转型的新的推动。就我们国家而言,智能制造升级和转型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工业同仁的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发展迅速,对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正在显现。 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的贺信当中指出,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创新能力,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的融合发展。所以可以预见,在未来工业互联网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工业由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方向变革和推进,进一步重构传统制造业体系和服务体系,催生智能化生产、大规模定制、网络化协同和服务化延伸等新型业态的发展,最终实现基于工业互联网资源配置优化和创新生态打造,形成新型社会生产模式,提升效率、提升质量、提高效益的有力支撑。 我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发展过程当中,目前还存在着三类突出问题:第一、需求对接不充分。简而言之,就是工业互联网实践跟企业实际的需求存在脱钩的一些现象,尤其是量大面广,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小企业。由此,我们认为有三方面发力点:一是摸准痛点,深入开展调研,搞懂中小企业转型发展中的痛点和需求方向到底在哪里。中小企业在我们制造业里的影响非常大,截止到2017年,我们国家的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其中中小微型企业占到了97.3%,提供城镇就业的岗位占到了80%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中小企业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把中小企业信息化水平提升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对症下药,针对中小企业不同的需要,采取差异化、普惠的措施,来降低中小企业工业互联网使用的成本。 三是要强化认知。开展工业互联网试点应用和优秀案例的推广普及,助力中小企业,对比自身发展的现状,主动适应和拥抱工业互联网创新的大潮。 第二、关键核心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在这个沿袭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上,尽管有很大提升,但核心短板仍然制约着我们的发展,对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突破短板,不断夯实基础能力,提升我们制造业转型基础和支撑能力。前面几位嘉宾提到了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目前我们工业互联网五个国家顶级节点已经建成,二级节点在一些发达的地区正在建设之中,如果我们想真正实现M to M,在工业生产和生活当中,机器和机器之间的通信和连接,实现在工厂里人站在旁边,这就需要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是弥补工业机理等短板领域,实现大的发展。三是聚焦融合,强化前瞻性的技术部署。 第三、发展机制有待完善。市场推动的力量发挥不足,产业与市场循环的互动机制还没完成。根据相关的预测数据,未来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爆发性的需求,将为工业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动力。但是,目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仍然以政策导向和供给侧的推动为主,所以说促进政策和措施对需求的适应度还是比较粗放的,应该更加精细。 对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引导市场需求,要显性化。二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特别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建立公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三是打造一体化创新生态。 前面讲到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是提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效力的,我们一定要想到,智能制造转换成什么呢?把产品和服务提升,让产品和服务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包括5G改变社会,新的技术一定要聚焦产品和服务的转型发展,一味的提高生产效率是不行的,如果产品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下,它是不能满足要求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详情]

李礼辉:央行数字货币或仅限替代M0 采用并行技术路线
李礼辉:央行数字货币或仅限替代M0 采用并行技术路线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出席并演讲。 李礼辉认为,数字货币可以分为三种: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即是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便是之一。 “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到现在差不多5年了,近期出现了准备发行的迹象,因为一些央行官员的一些正式的、非正式的讲话都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从这些信息来解读,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会称作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 李立辉分析称,第一,央行的数字货币会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以传承目前的间接发行模式。“这有利于保持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有利于稳定市场。如果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的话,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二,央行的数字货币将采用并行的技术路线,坚持央行中心管理的模式。“很多专家认为现在的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中国是一个真正的超大市场,现在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应该会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单一技术,比如说区块链技术,也应该会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 第三,央行的数字货币将采用账户松耦合的方式替代货币M0。“大家现在所熟悉的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化的支付工具,采用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微信支付、支付宝实际上都绑定了银行帐户,通过银行来进行价值的转移。在实名制的银行帐户的管理制度下是没有办法实现匿名支付的需求”,李礼辉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有可能会采取账户松耦合+电子钱包的方式,可以脱离银行帐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于金融中介的依赖,而且会在央行许可的范围以内实现可控的匿名支付。至于可控到5000还是50000,央行会把握”。 “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可能只限于替代M0,就是流通中的现金,非狭义货币M1或者是广义货币M2”,李礼辉预测。 他还表示,在关注法定数字货币的同时,也应关注支付工具的创新,而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四个要素,第一,效率更高。第二,成本更低。第三,必须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第四,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虚拟货币 李礼辉认为,公有链社区的token即为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没有合格的负有发行责任的主体,没有实体资产做支撑,也没有足够的信任背书。 但李礼辉也承认,虚拟货币有自己的生存土壤。一是虚拟货币是在公有区块链社区通行网络共识的治理机制和发行虚拟货币的激励机制,虚拟货币是参与者认可的等价物和支付工具。 二是市场需求。虚拟货币的交易可匿名、可跨境、难管制、甚至可能是黑灰色的交易,也可能成为资金流动的工具和投机交流的工具。“暗网市场的非法交易需要地下可以信任、地上难以管控的支付工具”。 此外,李礼辉认为,虚拟货币存在技术性缺陷,由于采用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架构,到现在为止,在这种架构下的全网验证需要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而且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需要达标和均衡。所以,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至今仍然尚未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的问题。 除上述技术性缺陷外,虚拟货币也存在经济性缺陷,李礼辉认为,虚拟货币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任背书、价值不稳定、投机性太重。“比如2018年比特币触底3158美元,比最高价的时候缩水了84%,这一年全球虚拟货币的总市值由年初的8300多亿美元下降到年末的1100多亿美元,跌幅接近87%。今年所有的虚拟货币的价格也是大幅度地动荡”。 “目前,虚拟货币目前只能够偏居一隅,难以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支付场景”,他说。 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 李礼辉认为,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需要关注两点,第一,会否成为超主权货币。第二,会否超越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 李礼辉认为,能够成气候的数字货币必须是可信任的,法定数字货币是因为法定的地位和国家主权的信任背书,所以是可信任的。而其他任何机构的数字货币要做到可信任,必须具备5个基本的要求:具有公众信任的信任背书,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做支撑,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李礼辉认为,脸书发布的libra具有突出优势。一是可以提供足够的信任背书和覆盖全球的超过20亿的基础性的客户群体。二是分布式对等架构和隐私计算技术。理论上,脸书可以构建覆盖全球的端对端的交易支付平台,而不再需要支付中介。三是libar用脸书的资产做支撑,维护独立的数字货币的价值。 “我们实际上看到,Libra从一推出开始就备受监管的压力,直接的原因在于它怎么样达到主要国家的市场准入的门槛,比如说它的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它的商业运行的模式可行度和透明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此外,合规管控的路径和可信度怎么样,因为西方国家对反洗钱、反恐怖厉害特别特别重视”,李礼辉称,上述也并非libra受到监管压力的根本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Libra可能成为超主权的货币从而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的地位。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霸权的地位。三是可能会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李礼辉称,超主权数字货币一旦形成,则可以覆盖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它就可以从支付清算这个环节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保险、投资、资产交易、财富管理等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全面争夺传统金融业的市场。 建议 李礼辉认为,基于上述事实,我国应掌握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主导权。进一步落实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国家战略,明确产业政策对于数字技术研发企业和专业人才给予税费方面优惠,鼓励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 “国家队+民营队、大众+小微,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可控的产权,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关键领域建立全球性的竞争优势“,他称,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我们也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的路径、可实施的方案。 第二,他建议加快数字金融制度的建设,立足于保证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抓紧制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金融市场监管等等制度。也应该抓紧研发数字金融技术的国家标准,建立专业化的数字金融技术应用审核和验证体系。“很有必要建立金融数字、金融创新的沙盘实验制度,积极探索数字金融业务监管的新模式、新规范,在有效管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数字金融市场的准入”。 第三,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的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且争取应有的话语权。[详情]

陈煜波:中国数字化转型正从消费端向制造生产端迁移
陈煜波:中国数字化转型正从消费端向制造生产端迁移

  原标题: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陈煜波:中国数字化转型正从消费端向制造生产端迁移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陈煜波 财经网讯 “过去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专注于互联网行业中的消费端口,现在越来越向制造生产端走,或者从B2C向B2B走。”11月12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陈煜波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陈煜波强调,数字经济绝对不仅仅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更加时髦的说法,数字经济最核心的是数据作为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前提。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互联网或者互联网+的时代,而是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 从数字人才的地域分布情况看,陈煜波透露,不仅仅在沿海一线城市,数字人才最多。成都、重庆、西安、武汉这些地方的数字人才也都位列全国前十。可见,从区域角度出发,中国数字化转型是全面深入的。 从数字人才的行业分布看,陈煜波表示,最多集中在软件和IT服务行业,其次是制造业,再其次是计算机、网络和硬件、消费品。陈煜波同时提到,整个中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靠数字人才的跨行业流动和溢出效应。接近60%的数字人才流向了计算机网络与硬件、公司服务、制造和金融四大行业。例如,金融行业的数字化本质是靠数据驱动的软件定义,光软件定义无法完成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它一定要要多方位人才。所以从人才的流动就能看出一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规律。 谈到各城市的数字人才流动规律,陈煜波认为,从软件与IT服务、计算机网络与硬件四大行业看,北京只有在软件和IT服务行业的数字人才是净流入。上海、深圳和杭州在四个行业的数字人才全是净流入的,综合实力深圳是最强的,杭州尤其是在软件和IT服务行业的数字人才吸引力在全国最强,广州四个行业的数字人才除了制造业以外其他都是净流出。 陈煜波认为,过去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专注于互联网行业中的消费端口,现在越来越向制造生产端走,或者从B2C向B2B走。最吸引这些人才流动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发挥平台产生的价值。 陈煜波最后提到,数字化转型或者科技驱动,在任何时候都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效率的提高。第二阶段是通过技术内核产生一些新的商业价值和效益。第三阶段则是整个商业模式的变化。而我们现在真正缺的是懂得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家, 以下为陈煜波发言实录: 陈煜波:各位尊敬的嘉宾,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想利用这个论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关于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些研究。首先今年数字经济谈得特别热,很多人对数字经济有不同的理解,数字经济绝对不仅仅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更加时髦的说法,数字经济的最核心是数据作为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我经常讲数字经济代表的是我们人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现在又正在向新的数字经济转型,农业经济的核心是土地和劳动力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而工业经济就是资本在土地和劳动力之外多了一个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的最核心就是数据成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的另外一个关键生产要素。我想在学界和政策层都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我们最近中央的全会也明确将数据作为一个关键的生产要素资源来对待。 中国经济的数字化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ICT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转型,相当于八九十年代联想从卖电脑到做电脑,华为从卖传统交换机到做传统交换机。第二个阶段是过去25年中国的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转型,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核心是我们经历了前面30年左右的大量的信息技术推动了我们大量的数据化,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智能是什么,智能就是数据+算法。在我做报告之前我们希望对这个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互联网或者互联网+的时代,核心是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的时代。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从2016年开始研究中国的数字化转型,过去几年我们出了七份研究报告,在这个领域里还是比较专注的。从2016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2017年我们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2018年我们基于跟百度的合作,根据中国每一个地级市四年的搜索行为,我们确定中国从2017年开始进入人工智能驱动的中国数字化转型。去年10月份我们第一个发布了长三角的数字经济和一体化的战略报告,后来11月1号国家同时出台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今年2月份我们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报告。上个月乌镇我们发布了数字人才驱动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报告,我待会会跟大家分享报告的主要内容。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又发布了一个比较全球20几个城市最重要的全球创新城市和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今天主要跟大家汇报我们今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聚焦在中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跟全球主要的创新城市和城市群之间我们的差异和差距在哪儿。我们都知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国家整体的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信息产业只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小部分,中国现在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而不仅仅是企业的信息化。我们和领英多年的合作,2016-2018年三年中国将近5千万领英的会员,我们根据我们提出的定义,什么是数字人才,不仅仅是IT的专业人才以及和ICT专业跨界互补技能的人才,确定出中国将近5千万的领英会员里大概多少数字,我们找出全国前15位的城市,几乎在过去三年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北上广深杭成都在中国属于前列。大家看这个地图,我们发现不仅在沿海一线城市数字人才是最多的,成都、重庆、西安、武汉这些地方中国的数字人才都在前十位,中国从区域的角度数字化转型是全面的深入。 我们今年又研究了ABCD四类人才,AB是人工智能、区块链,CD是云计算和大数据,过去三年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人才在整个数字人才中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不是说人才数量减少,而是在整个数字人才不断增加的前提条件下它的相对份额下降了,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不断上升,通过这个就看到我们把ABDC作为前沿性的数字人才,可见中国经历了波浪式,第一波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新一波是人工智能和云计算。 我们看数字人才在全国各个行业的分布,过去三年基本都很明显,最多的集中在软件和IT服务行业,其次制造业属于第二位,然后是计算机、网络和硬件、消费品,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和制造业集聚的数字人才是最多的,ABCD前沿性的数字人才在软件和互联网行业是压倒性优势,制造业是第二位,制造业拥有高端的前沿的数字人才比例仅次于软件业。这些前沿性的ABCD的人在整个数字人才中的比例,教育行业科研是最多的,金融、软件IT行业,制造业在最后,软件行业互联网行业的前沿性数字人才占整个数字人才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就是金融行业。 我们今年特别关注,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数字经济之所以跟工业经济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但是谁来挖掘谁来分析数据呢?一定是靠人才,靠数字人才。所以整个经济和产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一定是靠数字人才驱动的,整个中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靠数字人才的跨行业流动和溢出效应。怎么跨行业流动呢?我们会发现中国最重要的数字人才最主要的是在软件和IT服务行业,这些行业的数字人才都流向了哪些行业呢,接近60%流向了计算机网络与硬件、公司服务、制造和金融四大行业,这四大行业是在第一波软件和互联网行业的数字化以后第二方阵,我们希望通过人才洞察出中国数字化转型在不同行业的规律,否则的话没有人能知道。我们待会有很多嘉宾从各自的行业给我们非常深入的洞察,我这只是给出一个比较宏观的图。 计算机网络和硬件的数字人才恰恰没有流到传统行业,绝大多数反而流到了软件和互联网行业,我们分析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在所有行业中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是最强的。我们今年分析了两个传统行业,一个是制造业,我们发现制造业的数字人才的来源是非常多元化的,显然软件和IT服务行业是第一位的,但是来自硬件、消费品、公司服务、医疗等等是非常多元化的,下面跟制造业相比,大家看看金融业非常不一样,金融业的数字人才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软件和IT服务行业,说明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需要多样化有非常丰富行业背景的数字人才,而金融几乎是一面倒的软件行业,因为我们数字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软件定义,iPhone替代诺基亚最核心的就是软件定义,而金融行业非常重要的就是高度的依赖软件定义,所以金融行业的数字化本质上是靠数据驱动的软件定义,而制造业软件定义当然很重要,光软件定义无法完成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它一定要要多方位人才。所以从人才的流动就能看出一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规律。 我们把中国今年四大重点行业,两个行业叫数字产业化,就是软件与IT服务、计算机网络与硬件,我们把中国数字人才前十位的城市都列出来,综合看北上广深杭在四大行业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就分析了这五个城市数字人才的流动规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数字人才净流入和流出,大于1的一定是净流入,比如北京只有在软件和IT服务行业的数字人才是净流入。上海、深圳和杭州在四个行业的数字人才全是净流入的,综合实力深圳是最强的,杭州也非常强,杭州尤其是在软件和IT服务行业的数字人才的吸引力在全国最强,广州四个行业的数字人才除了制造业以外其他都是净流出。我们看四个行业在全国数字人才的吸引力的排名,深圳的数字人才的吸引力最强,杭州也非常强,其他各个城市都各有特色。 今年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个研究,我们跳出中国看一看全球,我们可以看看全球最重要的创新城市和创新城市群,他们的数字经济跟我们比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分析了11个城市群,20多个最重要的城市,大家能想到的一些标志性的城市我们都列了出来,我们对他的数字人才做了分析,我们都是根据领英的一手数据做大数据分析,得出了这个结论。数字经济可以分为ICT的基础行业和ICT融合,ICT融合行业是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我们发现这两个行业的比例,我们对20几个城市做了一个排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在ICT的基础行业的数字人才比例最高,数字人才更多的集中在信息产业。最下面恰恰是这些城市的软化产业的数字化水平非常高,数字人才更多的聚集在传统行业,这就说明我们中国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看这几个城市群的传统行业中哪些行业的数字人才占比最高,说明这些地区或城市群哪些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最高。最下面中国的三大城市群,除了香港之外无一例外,北京也是,所有城市是制造业的数字人才最多,那就说明中国制造业在所有传统行业中的数字化是走在前面的,金融和制造业这两个。比如波士顿和华盛顿城市群,费城、波士顿这些医疗行业,在中国医疗行业的数字化程度极其低,德国的城市群的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也非常高,德国的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跟我们比我们的差异在哪儿,我们给出全球最重要的20几个城市,我们跟他比。我们数字人才的数字化技能,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两大类技能,一类叫基础性,你去利用和拥抱数字化时代的基本能力,比如软硬件网络,做网页的开发,第二类我们把它叫颠覆性技能,这些技能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数字时代新的场景,在工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航空航天工程、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基因工程,有可能会说航空航天基因工程怎么会在这里面呢,航空航天是制造业数字化的皇冠上的明珠,他们在我们谈数字化之前多少年就高度依赖数字化,而基因工程基因测序从一开始一定就是数字化,但是在航空航天和基因工程演变出来的数字技能就会给我们产生很多新的应用场景。 全球这么多的城市,每个城市几十个的数字技能,它的优势是不一样的,我待会仔细展开,我们挑最想要对标的几个城市群看看,美东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右边是颠覆型的,左边是基础型的,华盛顿在网络安全上远远超过,1.0是全国20几个城市的技能的渗透率的平均水平,超过1的就超过其他平均水平,波士顿在机器人和基因工程,波士顿有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和基因工程,纽约是人工智能人机交互,人工智能时代的管理更多的是人机协同的管理,人机交互很多场景技能非常重要。旧金山湾区很典型,在基础性的技能方面,游戏开发是所有城市中最强的,颠覆性的是人工智能、人机交互,超过其他所有城市群。德国的城市群,制造业很发达,颠覆性的数字技能上德国的城市群最发达,航空航天工程、机器人非常强,基础性的游戏开发。 比较一下中国的京津冀城市群,北京超过1.0的就是人工智能和开发工具,这是我们跟其他城市群相比的优势,人工智能还是很出色。长三角城市群,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我们的机器人也是很强的,我们制造业也是航空航天工程,但是跟德国的比我们的差距就很大。通过我们这个研究希望给大家看我们要洞察出不同行业,这次举四个很关键的行业,它的数字化转型有什么样的规律和趋势,另外从这些技能的角度来讲可以上升到下一波数字化转型的时候哪一些技能或哪一些场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航空航天不仅仅是航空科技,而是在数字化时代会产生很多新的场景应用。 我想在今天这个论坛开始的时候抛砖引玉,给大家一个中国过去三年在不同的行业数字经济从数字人才的角度来分析,以及和全球的20几个城市比较,可以洞察一下,中国在数字经济和经济数字化转型很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面,但跟世界主要的创新城市群比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落后,这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汇报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 陈老师您刚刚谈到中国的数字化人才其实已经开始从科技行业流向传统行业,我们一直都知道中国的数字化人才是很重要的,非常受行业里的人重视,我觉得这个消息是个好消息,你们在研究的时候有没有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传统行业的公司怎么留住数字化人才,因为他们的差别还是蛮大的,不管是待遇还是工作的氛围还是研究的环境。 陈煜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嘉宾可以从企业家的角度有更多深入的洞察,大家会关注到一点,这些数字人才包括ABCD我们把它叫做前沿性的数字人才,之所以流到传统行业包括制造业,实际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机遇,数字化转型,我们过去说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是从消费端在互联网行业,现在越来越向制造生产端走,或者B2C向B2B走,最吸引他们的更多的是他们发挥了平台产生的价值。如果我是数字驱动软件定义的话,也许我原来做一个软件的数据分析师在互联网行业现在价值越来越递减了,但是如果我到制造业,首先当然要数字化,需要大量的数字人才,整个制造业不是过去说招进来就是做技术的做IT的,而是会带来企业和行业,小到商业模式,大到产业变革,对这些人才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遇,我们本身制造业或传统行业去培养这些人才短时间还很难,这是现在这波这一两年的一个拐点。 陈煜波:在座各位嘉宾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台上的嘉宾都谈得非常好,都从他们各自的行业企业给了我们活生生的正在如火如荼的数字化转型的不同的行业的案例,数字化的转型或者科技驱动任何时候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围绕着效率的提高,赵总讲在生物制药领域或者生物工程,他过去要做大量的实验,现在可以把这些实验首先数据化以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方方面面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走一些重复的实验区才得到的最优路径,这不仅仅在你们企业,我今年去国际上一家活体检验的基因测序企业调研,他们花的最大的代价,去年从华为挖的大数据团队,通过数据分析出来,可以少做一些实验。刚才前面嘉宾说了第一波拼流量,大家为什么愿意去淘宝、微信,微信带来了人和人沟通效率的提升,淘宝是我们购物效率的提升,这是第一波。 等到一定程度,数据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仅仅把现有的流程数据化所挖掘的数据的价值可能越来越少了,刚刚讲到一定要有技术的内核,什么叫技术内核,这个时候就不是效率的提升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新的效益的产生,商业变现的途径.你刚才说五棵松,我不仅是体育场馆的运营商,我是经营用户的需求,用户来你这个体育场馆,最后李总讲移动支付不是目标,B端不是仅仅要移动支付,是帮助移动支付前面一系列的,B端一整套方案。把这么多数据效率提升产生了辐射的产品,可以产生一些新的商业价值产生新的效益,大量的企业C端已经产生了,B端现在开始尝到甜头了,等到一定阶段以后效率也递减了,这个时候就要真正回到商业本质,你要说我真正的在经营用户,你要通过用户本质的需求去挖掘新的场景,你通过这些数据挖掘出来。 到第三个阶段会发现整个商业模式的变化,原来我根本不是在经营五棵松,重新定义了一个新的行业,企业引领了一个行业的转型,最典型的例子是亚马逊,他还是一个电商吗,他根本不是一个电商了,亚马逊之所以能够超过沃尔玛,第一步他比沃尔玛有更高的效率,沃尔玛已经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供应链公司,但是亚马逊能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的效率,亚马逊可以做平台的广告,但是现在亚马逊重新定义,不是零售行业也不是电商行业,总的来说是这三个阶段。 陈煜波:我想回到主题,数字人才驱动数字经济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我们看到的往往表面上是那些具有数据分析IT的人才,这么多嘉宾这么多企业家恰恰是最典型的、现在最缺的数字人才。我们现在真正缺的是懂得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家,他们不一定一定会编程,但一定是懂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清华经管学院致力于给同学校友在数字化浪潮中,做到一点点教育者应尽的责任。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蔡洪平: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蔡洪平: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汉德工业促进资本主席蔡洪平出席并演讲。 蔡洪平表示,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外交、政治、双边、贸易等问题频发,究其原因是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所导致的全球政治结构和双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冲击。 “其实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推动全球很多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和发展”,蔡洪平举例称,第一次工业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诞生,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一战、二战爆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更加广泛,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晶体管、芯片以及后期的互联网以及生产线的发展,当然还有航天技术等等。 “中华民族在这30年最伟大的成就是我们补了一堂大的课,正好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后期的时候我们加入其中,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说。 蔡洪平强调,第四次工业革命中,AI、工业4.0、量子技术以及包括5G等等都将会有大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非常了不起,这是中国最大的一次机会,我们应该抓住”。 但他也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距离高端制造业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第一,从体系上说,我国的智能制造缺精度、可靠度、缺耐久度。“有一个部长跟我说‘蔡总,缺的还不只这三个度,根本是态度’”。 此外,在技术理论、技术材料、技术规则方面,我国也去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我们现在讲人工智能、物联网,有没有出来全国性的一个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里面的规则?一个软件,一个平台,我们在有些场合跟工信部的官员也说,能不能建起来?没有建起来,IBM很快出来了”。 蔡洪平还强调,做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绝不是一个国家自己就可以做的。“高端制造、高端生产一定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产业联盟的结果”。[详情]

董云庭: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或是智能制造的本质
董云庭: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或是智能制造的本质

  原标题:董云庭: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可能是智能制造的本质 财经网讯“自2015年9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后,数字经济屡次被提及,其中还多次提到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这可能正是智能制造的本质。”11月13日,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 谈及为何要推进智能制造,董云庭认为,一方面可以加快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解决一个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问题。在其看来,工业3.0跟工业4.0一个本质的区别是,4.0要解决制造过程当中每一个节点的智能化,目前很多企业的智能生产系统离智能还有距离。 董云庭提出,智能制造至少有八个层次:网络为基础、标识为节点、数据为要素、算法算力为重点、平台是核心、工业软件为关键、安全为保障、人才要跟进。 关于如何推进智能制造?董云庭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开发智能制造的先进技术。这牵扯到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技术、软件、智能芯片,信息物理安全可能是我们最难解决的问题。 第二,培养适应先进制造业的新员工,必须要具备学习能力。在大数据时代,学习必须成为我们每个公民的终身要务。通过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自己岗位的水平。 第三,加快科学技术工程跟数学的教育。当然推进智能制造有很多机会,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3种类、666个小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成为全球第一个制造业大国。 董云庭指出,在推进智能制造方面,当前还面临八大挑战:设备连接能力不足、基础技术能力不足、工业机理模型不足、数据分析能力不足、工业软件不足、系统解决方案不足、生态构建能力不足、安全保障能力不足。   对于智能制造未来的发展战略,董云庭称,要加快四大转换:新旧动能转换、从要素驱动向数字驱动转换、从结构转型向智能转型转换、智能制造从中低端向高端转换。 具体而言,“构建智能制造的生态系统,产业链要有强化的基础,弥补关键短板;供应链要供出多门,避免受制于人;价值链要占领制高点,在标准、品牌、知识产权、创新、效率、管理等具有核心竞争力;生态链要资源同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董云庭说道。 董云庭最后强调,必须统筹四个高质量发展,智能制造要从数量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数据要从散、乱、杂的数据型增长向集成、精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必须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产业的人才必须从数量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董云庭发言实录: 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我讲几个事情,为什么要推智能制造?第一,我们希望加快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我们全要素的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43%,这可能还高估了。中国2017年每个劳动力创造的GDP是15800元,跟美国差很远。 刚才三一重工说,对企业来说,品质、功能非常重要,还有一个资源利用率,智能制造还需要解决一个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正式讲数字经济,我数了一下,到今年10月11日,在数字博览会上讲了10次,其中5次提到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可能这是智能制造的本质。 工业3.0跟工业4.0一个本质的区别,4.0要解决制造过程当中每一个节点的智能化,我看了很多企业的智能生产系统,个人认为,离智能还有距离。 第二,智能制造至少有八个层次。一是网络为基础。我们连接的设备可能是以千亿级来计算,但不同的设备连接在一起是有难度的。二是标识为节点。三是数据为要素。通过工业互联网项目的评审,数据比较乱、杂、散,智能制造至少要解决几个问题,数据干起来、数据要起来、数据怎么管、数据怎么用、用了以后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数据产业化,数据本身是一种资源,要加快把数据资源从资源变成资产,进而通过市场交易变为资本。四是算法算力为重点,这也是我们推进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最主要的难点。任正非在前年的科学大会上讲,未来全球的经济一定朝智能经济的方向发展,智能经济到底是什么?他说很迷茫,但后面他加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一定要通过算法来实现。五是平台是核心。我们希望把SaaS和PaaS集成在一个平台上,通过APP统一实现产品的智能制造。六是工业软件为关键。七是安全为保障。德国提出来工业4.0,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把信息安全与物理安全统一起来。八是人才要跟进。 如何推进智能制造?第一,要开发智能制造的先进技术,这牵扯到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技术、软件、智能芯片。我们现在工业软件差不多95%是买的,总书记专门有一段话说,我们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在操作系统、发动机、精密仪器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我觉得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坐得住十年冷板凳。信息物理安全可能是我们最难解决的问题。 第二,培养适应先进制造业的新员工,必须要具备学习能力。当年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说,在IT时代,教育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公民的终身要务,我把这句话改了一下,在大数据时代,学习必须成为我们每个公民的终身要务。另外,通过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自己岗位的水平。 还有个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加快科学技术工程跟数学的教育,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当然推进智能制造有很多机会,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3种类、666个小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成为全球第一个制造业大国。 当前面临的挑战:设备连接能力不足、基础技术能力不足、工业机理模型不足、数据分析能力不足、工业软件不足、系统解决方案不足、生态构建能力不足、安全保障能力不足。对于智能制造未来的发展战略,要加快四大转换:新旧动能转换、从要素驱动向数字驱动转换、从结构转型向智能转型转换、智能制造从中低端向高端转换。 构建智能制造的生态系统,产业链要有强化的基础,弥补关键短板。供应链要供出多门,避免受制于人。比如传感器,我们现在需求的80%都依赖进口。价值链要占领制高点,在标准、品牌、知识产权、创新、效率、管理等具有核心竞争力。生态链要资源同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生态链是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的融合,像去年财政会议上我讲,美国的芯片不卖给中国卖给谁,因为我们占了全球需求的50%。 必须统筹四个高质量发展,智能制造要从数量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总体占了34%。数据要从散、乱、杂的数据型增长向集成、精准、系统的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必须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产业的人才必须从数量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 谢谢大家!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演讲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演讲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三一集团董事、总裁唐修国出席并演讲。[详情]

张燕生:智能制造现在更多还是“替代”不是“创造”
张燕生:智能制造现在更多还是“替代”不是“创造”

   新浪财经讯 11月13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在北京召开,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会上谈到,智能制造想要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数字技术要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还是‘ 替代’,而不是‘ 创造’”。 在张燕生看来,全球经济放缓,中美两国在科技方面的摩擦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推动智能制造,从而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燕生提到,美国的经济学家曾提出一个问题:今天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从全球范围看它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数据显示,劳动生产率减速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智能制造,应该是能够用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和新一代技术改造传统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但是张燕生表示,根据他正在全国做的如何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调研结果显示,这仍然是在一个初始阶段,看到设备还是老旧的设备,人还是老旧的人,材料还是老旧的材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还是’ 替代’,而不是‘ 创造’’’。 张燕生说,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所有的新一代的科学技术,要想真正地深度融入制造业和工业,产生切实的技术进步、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实际效果,需要科学界、科技界、数字领域的企企以及工业家的深度合作,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生实实在在地产生质量和效益。 (新浪财经 梁超)[详情]

蔡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为人口横向纵向流动创造条件
蔡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为人口横向纵向流动创造条件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人口的“社会性流动”时,蔡昉表示,社会性流动一般是指纵向流动,也就是人口的代际之间的关系。社会性流动一般受到发展理念、社会政策、经济增长状况和人口转变的特点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蔡昉表示,“你就可以想象到很多可能现存着还有的弊端。户籍制度是一个,户籍制度不仅妨碍人们横向的流动,也妨碍人们纵向的流动。还有其它的各种各样的体制需要解决”。 蔡昉指出,一个社会能不能有社会的纵向流动,决定了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凝聚力等。“今天的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在政治上空前的分裂,原因是长期以来,曾经人们说美国是一个梦想的国度,有一个美国梦,美国梦的核心就是任何人,不管你的出身如何,你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这个美国梦慢慢地没了,社会就没有凝聚力了,因此政治空前地分化”。 反观中国,蔡昉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社会性流动很畅通,“好多人还可能不一定完全认可,但是我们应该说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个渠道是很畅通的。对于我们取得两大奇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解释称,过去强调中国在40年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成就,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一个国家连续40年实现接近10%的增长速度,这是经济奇迹。“但是其实大家还忘了,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在高速增长的时期连续40多年保持政治稳定,这个是另一大奇迹。应该说经济奇迹、社会奇迹都来自于,至少部分地来自于我们的社会性流动的渠道畅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蔡昉分析称,社会性流动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在社会人口比较年轻的时候,经济可以有人口红利加以利用,因此经济增长非常快,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也变化比较快。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的社会性流动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它对一部分人明显带来收益的,同时不伤害任何其它群体,至少是不伤害其它社会群体。 “我们迄今为止的社会性流动是一种接近于帕累托改进的变化。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更高位的岗位、更高的职业形态,这时我们的教育也是空前发展的,中国的教育也是比较公平的,因此我们有同样的机会去进入到更高的岗位里,相应的我们也就从过去我祖辈的低收入群体变成了中等收入群体,还有相当多的人变成了高手术群体。这是一种类型“。 另外一种类型是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产业结构还要发生变化,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创造性破坏,有生有死、有进有退,这个时候社会仍然是流动的,这个时候的流动就是有人上就有人下,因为它不再创造出那么多的高端的位置,收入群体也可能带有这样的性质。 “因此,有人上、有人下就变成了更接近于零合博弈的社会性流动了。这种零合博弈下的社会性流动还带来了合成悖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是向上流动的,但是所有所有的合力、合作的结果是一部分人上了,还有一部分人下来了,这是在另一种时期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如何打破这个现象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蔡昉告诫。 蔡昉称,自2010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不再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应的是人口的抚养比不再下降,而开始提高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变坏了,劳动力供给不充足了”。 第二,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改善变慢了,相应的资本回报率就下降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也放慢了,因此总的经济增长呈下行的趋势。“我们越来越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越来越需要创新,就有越来越多的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把这个词用在社会性流动上,这是什么含义呢?就是有人上升,就有人下行。不再是帕累托式的了,这个时候是更多地具有零合博弈的性质”。 在提到中等收入陷阱时,蔡昉称,其原因在于收入差距扩大,也在于社会性流动不强,其结果就是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性流动的弱化,“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保持和扩大社会性流动的难题”。 他提出,一是要拓宽疏通社会性流动的通道。政府应大力投入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儿童的早期教育,“它不仅可以解决未来的社会性流动问题,相应的一个结果是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是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清除横向流动的制度障碍,为纵向流动创造更好的前提。 三是需要建立更加普惠的、覆盖率更高的社会保障制度,或者说更广义地说社会保障制度。[详情]

王忠民:全球经济有点冷 富二代也进入破产程序
王忠民:全球经济有点冷 富二代也进入破产程序

   新浪财经讯 11月13日,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在北京召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说,宏观上全球经济都有点冷,微观上连富二代都进入破产程序,被限制高端消费。“我想他家里不差那点钱,结果也都因为经济的下滑导致了自然人的破产。” 王忠民表示,从宏观经济角度,全球经济都有点冷。主要经济体的GDP边际增幅在下跌,主要GDP的增幅下跌的经济体当中的就业率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样一些经济体当中的金融政策大量地采取宽松的逻辑,去迎接冬天的下滑。 从微观角度看,会发现中小企业在破产,但是大型企业当中的困境问题也在产生,而且最大的问题是积累为不良资产的受困部分占的数字和比例在大量增加。甚至从自然人的角度,这两天曝出的信息是挺富的家庭的二代已经从自然人角度进入破产程序,高端消费已经被限制了。王忠民说,“我想他家不差那点钱,结果也都因为经济的下滑导致了自然人的破产。这个制度在我们中国还只是刚刚制度化的时间不太久,就让一个富二代给撞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部门能做些什么?王忠民表示,首先进行资产的重新估值。他认为,宏观经济差的时候更难估值,这个估值的要求是金融服务于寒冬来临时候对资产当中最有效的部分。其次是要设计出一个好的交易结构,把所有的现金流、所有的现金资产、所有的债权的杠杆率解除和增加,以及把所有股权当中不同的股东权利和不同的责任交互地加以设计运用。 王忠民认为,有效地估值,最佳的交易结构,让资产结构发生裂变,并且能够重新再出发。这个时候,必须链接全部金融市场当中的所有的金融工具,不仅是流动性的,不仅是杠杆的,不仅是信贷的,也更加是股权,而且股权会把不同股权关系的股东权益,还会把动态的期权结构当中,甚至把市场当中风险的规避和风险的衍生产品全部用到其中。他表示,“全站式的金融服务,只有在金融寒冬的时候才可以对经济活动当中提供最深厚的服务,才可以把你的资产解困,才可以让你重新出发。” (新浪财经 刘洋)[详情]

王忠民:有个富二代被限制高消费 我想他家不差那点钱
王忠民:有个富二代被限制高消费 我想他家不差那点钱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并演讲。 王忠民称,这两天曝出的信息是一个挺富的家庭的二代已经从自然人角度进入破产程序,高端消费已经被社会限制了。“我想他家不差那点钱,结果也都在因为经济的下滑导致了自然人的破产”。“这个制度在我们中国还只是刚刚制度化的时间不太久,就让一个富二代给撞上了”。[详情]

周延礼:处理P2P取得一些效果 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周延礼:处理P2P取得一些效果 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全球保险市场的分析与展望时,周延礼称,随着世界各国国民财富的增长,财富管理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保险业正是财富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财富管理行业绝对规模将持续地增长,2018年全球的财富管理规模是205.9万亿美元,这个规模相当巨大,同比增长1.6%,其中在非洲、亚洲的比例比较高,预计到2023年全球的比例要达到5.7%”,他分析称,“预计到2023年,亚洲地区的财富管理规模将接近西欧”。 周延礼在谈到我国保险市场展望时表示,第一,要关注市场的发展。第二,要关注行业所处的风险。“我国保险业的运行总体上来讲是稳中有进的状态”。 2018年我国保险业回归本源,业务结构转型优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继续保持着稳中有升、稳中有进、稳中求进的态势,实现保费收入3.8万亿,同比增长了3.92%。资产规模平稳增长,年末总资产是18.33万亿,净资产是2.02万亿,为全社会提的保额达6897.04万亿。 周延礼表示,保险业和宏观经济的韧性直接相关。“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财产这一块通过自然灾害应对保险提供保障,另外,涉及到人寿保险,人的死亡、疾病以及意外等等,还有养老、医疗等这一块,构成我们经济宏观韧性的三大板块,我们提供这种保障。我们大约也是差不多1000万亿的水平,全球大约是1.2万亿美元的水平。市场主体日益丰富,行业的偿付能力比较稳定”。 周延礼表示,2019年前三季度,保费收入达到3.45万亿,同比增长12.58%,进入了双位数的发展轨道,预计全年保费收入将超过4.5万亿,到4.7万亿之间,总资产规模有望超过20.8万亿。2020年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和行业总资产规模可以继续保持双位数增长。 在谈到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时,周延礼称,保险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与新型科技保险经营的风险相互交织。 “传统的保险正在转型升级阶段,保险+科技广泛地应用之后,它是双刃剑,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新型的风险和传统的保险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难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严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周延礼梳理了三个方面的关注点。一是要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全局和长远的视角判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演变的趋势。“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发展和变异的全过程,这是我们要跟踪研究的这样一个重点,更加准确地把握当前和未来一个时间段的风险的监测的规律性和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 二是密切关注保险市场的变化,不仅要关注传统性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更要关注新型科技的风险暴露及演变的趋势。“我特别提醒大家,特别是我们新型的科技应用风险带来的暴露及演变的过程。我来的时候,在车上还听中央电视台报道,现在咱们处理P2P这方面的风险,虽然现在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持续不断地抓下去,防范这种风险演变成外溢性的风险,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另外,金融科技和保险科技的应用给全球保险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传统保险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结果可能面临整体性的迁徙和转型。所以,要充分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压力,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防范传统性风险的同时,一定要注重防范新型科技的风险。 三是要聚焦违规性的风险控制。“这一段时间银保监会加大了市场监管的力度,处于的力度也是有增无减,包括编造提供的虚假报表、未按规定报批条款和费率、承诺保单以外的利益、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等,这些都是传统性的,但是也是通过科技性的手段来实现这样一些违规行为的。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新型科技应用平台的风控和薄弱环节,要关注特别是现在是健康险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我们要关注健康险粗放式的经营和若干的这种风险影响和挑战。最近银保监会对健康险的保障范围,原来健康险只是保医疗+收入,现在把意外都纳入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把这些传统性的经营模式和新型的科技的应用对健康险带来的一些经营管理上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有重组的思想准备”。 另外,税延型的养老保险和税优型的健康保险合规经营都是需要要关注的重点。 但周延礼也表示,我国保险市场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十到十五年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中国保险市场也是一个金矿。 “2018年保险市场的情况是3.8万亿,但是我们要看到和美国的第一大保险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现在的规模要算起来只是美国的保险市场的规模是40%,但是我们的增速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是双位数增长,美国基本上是3%左右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在未来10到15年左右的时间来缩小这个差距,来追赶是完全有条件的”。 周延礼称,未来中国保费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几个方面: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城市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港建设、雄安新区等,包括还有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些都为保险业拓展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未来中国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充足的信心”。[详情]

周延礼:预计2019年全年保费收入将超过4.5万亿
周延礼:预计2019年全年保费收入将超过4.5万亿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全球保险市场的分析与展望时,周延礼称,随着世界各国国民财富的增长,财富管理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保险业正是财富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财富管理行业绝对规模将持续地增长,2018年全球的财富管理规模是205.9万亿美元,这个规模相当巨大,同比增长1.6%,其中在非洲、亚洲的比例比较高,预计到2023年全球的比例要达到5.7%”,他分析称,“预计到2023年,亚洲地区的财富管理规模将接近西欧”。 周延礼在谈到我国保险市场展望时表示,第一,要关注市场的发展。第二,要关注行业所处的风险。“我国保险业的运行总体上来讲是稳中有进的状态”。 2018年我国保险业回归本源,业务结构转型优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继续保持着稳中有升、稳中有进、稳中求进的态势,实现保费收入3.8万亿,同比增长了3.92%。资产规模平稳增长,年末总资产是18.33万亿,净资产是2.02万亿,为全社会提的保额达6897.04万亿。 周延礼表示,保险业和宏观经济的韧性直接相关。“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财产这一块通过自然灾害应对保险提供保障,另外,涉及到人寿保险,人的死亡、疾病以及意外等等,还有养老、医疗等这一块,构成我们经济宏观韧性的三大板块,我们提供这种保障。我们大约也是差不多1000万亿的水平,全球大约是1.2万亿美元的水平。市场主体日益丰富,行业的偿付能力比较稳定”。 周延礼表示,2019年前三季度,保费收入达到3.45万亿,同比增长12.58%,进入了双位数的发展轨道,预计全年保费收入将超过4.5万亿,到4.7万亿之间,总资产规模有望超过20.8万亿。2020年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和行业总资产规模可以继续保持双位数增长。 在谈到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时,周延礼称,保险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与新型科技保险经营的风险相互交织。 “传统的保险正在转型升级阶段,保险+科技广泛地应用之后,它是双刃剑,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新型的风险和传统的保险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难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严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周延礼梳理了三个方面的关注点。一是要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全局和长远的视角判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演变的趋势。“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发展和变异的全过程,这是我们要跟踪研究的这样一个重点,更加准确地把握当前和未来一个时间段的风险的监测的规律性和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 二是密切关注保险市场的变化,不仅要关注传统性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更要关注新型科技的风险暴露及演变的趋势。“我特别提醒大家,特别是我们新型的科技应用风险带来的暴露及演变的过程。我来的时候,在车上还听中央电视台报道,现在咱们处理P2P这方面的风险,虽然现在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持续不断地抓下去,防范这种风险演变成外溢性的风险,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另外,金融科技和保险科技的应用给全球保险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传统保险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结果可能面临整体性的迁徙和转型。所以,要充分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压力,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防范传统性风险的同时,一定要注重防范新型科技的风险。 三是要聚焦违规性的风险控制。“这一段时间银保监会加大了市场监管的力度,处于的力度也是有增无减,包括编造提供的虚假报表、未按规定报批条款和费率、承诺保单以外的利益、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等,这些都是传统性的,但是也是通过科技性的手段来实现这样一些违规行为的。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新型科技应用平台的风控和薄弱环节,要关注特别是现在是健康险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我们要关注健康险粗放式的经营和若干的这种风险影响和挑战。最近银保监会对健康险的保障范围,原来健康险只是保医疗+收入,现在把意外都纳入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把这些传统性的经营模式和新型的科技的应用对健康险带来的一些经营管理上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有重组的思想准备”。 另外,税延型的养老保险和税优型的健康保险合规经营都是需要要关注的重点。 但周延礼也表示,我国保险市场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十到十五年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中国保险市场也是一个金矿。 “2018年保险市场的情况是3.8万亿,但是我们要看到和美国的第一大保险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现在的规模要算起来只是美国的保险市场的规模是40%,但是我们的增速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是双位数增长,美国基本上是3%左右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在未来10到15年左右的时间来缩小这个差距,来追赶是完全有条件的”。 周延礼称,未来中国保费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几个方面: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城市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港建设、雄安新区等,包括还有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些都为保险业拓展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未来中国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充足的信心”。[详情]

周延礼:中国保险市场是金矿 未来15年是黄金时期
周延礼:中国保险市场是金矿 未来15年是黄金时期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全球保险市场的分析与展望时,周延礼称,随着世界各国国民财富的增长,财富管理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保险业正是财富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财富管理行业绝对规模将持续地增长,2018年全球的财富管理规模是205.9万亿美元,这个规模相当巨大,同比增长1.6%,其中在非洲、亚洲的比例比较高,预计到2023年全球的比例要达到5.7%”,他分析称,“预计到2023年,亚洲地区的财富管理规模将接近西欧”。 周延礼在谈到我国保险市场展望时表示,第一,要关注市场的发展。第二,要关注行业所处的风险。“我国保险业的运行总体上来讲是稳中有进的状态”。 2018年我国保险业回归本源,业务结构转型优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继续保持着稳中有升、稳中有进、稳中求进的态势,实现保费收入3.8万亿,同比增长了3.92%。资产规模平稳增长,年末总资产是18.33万亿,净资产是2.02万亿,为全社会提的保额达6897.04万亿。 周延礼表示,保险业和宏观经济的韧性直接相关。“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财产这一块通过自然灾害应对保险提供保障,另外,涉及到人寿保险,人的死亡、疾病以及意外等等,还有养老、医疗等这一块,构成我们经济宏观韧性的三大板块,我们提供这种保障。我们大约也是差不多1000万亿的水平,全球大约是1.2万亿美元的水平。市场主体日益丰富,行业的偿付能力比较稳定”。 周延礼表示,2019年前三季度,保费收入达到3.45万亿,同比增长12.58%,进入了双位数的发展轨道,预计全年保费收入将超过4.5万亿,到4.7万亿之间,总资产规模有望超过20.8万亿。2020年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和行业总资产规模可以继续保持双位数增长。 在谈到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时,周延礼称,保险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与新型科技保险经营的风险相互交织。 “传统的保险正在转型升级阶段,保险+科技广泛地应用之后,它是双刃剑,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新型的风险和传统的保险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难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严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周延礼梳理了三个方面的关注点。一是要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全局和长远的视角判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演变的趋势。“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发展和变异的全过程,这是我们要跟踪研究的这样一个重点,更加准确地把握当前和未来一个时间段的风险的监测的规律性和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 二是密切关注保险市场的变化,不仅要关注传统性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更要关注新型科技的风险暴露及演变的趋势。“我特别提醒大家,特别是我们新型的科技应用风险带来的暴露及演变的过程。我来的时候,在车上还听中央电视台报道,现在咱们处理P2P这方面的风险,虽然现在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持续不断地抓下去,防范这种风险演变成外溢性的风险,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另外,金融科技和保险科技的应用给全球保险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传统保险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结果可能面临整体性的迁徙和转型。所以,要充分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压力,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防范传统性风险的同时,一定要注重防范新型科技的风险。 三是要聚焦违规性的风险控制。“这一段时间银保监会加大了市场监管的力度,处于的力度也是有增无减,包括编造提供的虚假报表、未按规定报批条款和费率、承诺保单以外的利益、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等,这些都是传统性的,但是也是通过科技性的手段来实现这样一些违规行为的。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新型科技应用平台的风控和薄弱环节,要关注特别是现在是健康险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我们要关注健康险粗放式的经营和若干的这种风险影响和挑战。最近银保监会对健康险的保障范围,原来健康险只是保医疗+收入,现在把意外都纳入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把这些传统性的经营模式和新型的科技的应用对健康险带来的一些经营管理上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有重组的思想准备”。 另外,税延型的养老保险和税优型的健康保险合规经营都是需要要关注的重点。 但周延礼也表示,我国保险市场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十到十五年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中国保险市场也是一个金矿。 “2018年保险市场的情况是3.8万亿,但是我们要看到和美国的第一大保险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现在的规模要算起来只是美国的保险市场的规模是40%,但是我们的增速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是双位数增长,美国基本上是3%左右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在未来10到15年左右的时间来缩小这个差距,来追赶是完全有条件的”。 周延礼称,未来中国保费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几个方面: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城市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港建设、雄安新区等,包括还有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些都为保险业拓展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中国的金融业开放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未来中国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充足的信心”。[详情]

周延礼:我国保险业40年跨越发展 按国际经验需100年
周延礼:我国保险业40年跨越发展 按国际经验需100年

   新浪财经讯  “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于2019年11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出席并演讲。 周延礼回顾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为285万亿,保险业总资产为20万亿,银行、保险加起来超过305万亿。“这样一个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位”,周延礼称,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国保险业的规模先后超越了德国、法国、英国、日本。自2017年起,全球排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新兴保险市场大国。 “按照国际的经验,要实现这样一个跨越,最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中国继续保持着第二位世界保险大国的地位,预计2019年还会继续地来缩短与头位的距离,头位就是美国保险市场”,他说。 周延礼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 一是1949-1978年,建立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当时召开了第一次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1949年9月25日-10月6号,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组织的第一次全国的保险工作会议于北京召开,为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宣告了新中国统一的国家的保险机构的诞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之后,依靠人民政府的有力支持,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分支机构,以国营公司的雄厚实力开展了各项保险业务,担负起领导全国保险业的任务,开辟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办保险的新纪元。 二是1979年-1991年,恢复了国内业务和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阶段。1979年4月,根据国务院批示,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恢复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逐步地恢复了国内的保险业务。1979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对恢复保险业务进行了总体的部署,国内的保险业务逐步地恢复。1985年3月,国务院又颁布了《保险企业的管理暂行条例》,市场结构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垄断,进入了多主体的发展阶段。1988年底,十多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北京设立了16家叫代表处也好,联络机构也好,为未来保险机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阶段本人是参与者,近40年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已经伴随着国家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而发展起来了。 三是1992年-2001年,保险市场对外开放试点的阶段。标志是199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美国友邦保险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标志着我国的保险市场正式对外开放。 1995年,也是有非常重要的立法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正式颁布,我国的保险业进入了规范的发展时期,保险业务经营体制改革和国有保险体制改革也随之提速。同时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原来只有上海一个地方,扩大到广州、北京等一系列大中小城市,一批外国的保险公司获准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 四是加入WTO之后,从2002年开始起,保险业全面地发展阶段。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过渡期结束之后,我国的保险业全面发展,有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市场主体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的保险市场体系逐步地建立起来了。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保险业如何发展、怎么发展,涉及到改革的一些内容。 当时这个文件涵盖主要三大块内容,第一个是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第二个是大力发展养老保险。第三个是大力发展责任保险。明确提出了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2006年我们俗称的国务院23号文件,定为了在社会治理能力这方面保险业发展怎么样,也确定为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为以后包括我们十九届四中全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提前在一些制度上、操作方式上、运作形式上做了一些部署和安排。这些论断将保险业的发展定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开阔了发展的视野,拓宽了保险业发展的空间。 2014年国务院又发了第二份关于保险业的文件,就是要建立现代保险服务业,把保险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提到如何发展、怎么发展,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中,如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的力量、重要的工具纳入进来,提高保险业服务全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能够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一方面都有一些规模的要求,比如说当时我们要提出保险业的保费规模要超过5万亿,同时占人均GDP的5%,目前为止是4%多。 五是保险的监管体制进一步地深化。2018年3月,中央决定分别撤销了保监会和银监会,重新组建了中国银保监会,统一地监管银行业、保险业。[详情]

周小川: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占GDP比重可超60%
周小川: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占GDP比重可超60%

  原标题:周小川: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12日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快服务业发展,这也是补短板的重要方面。 周小川称,去年年底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52%,从全球横向比较看,这是一个较低的数字,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它是我们结构改革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可以做出努力的重要方向。按照我国现在的GDP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服务业占GDP比重可以提高至60%以上,这个空间可能比许多行业更大。(彭扬 欧阳剑环) [详情]

歌斐李富军谈跨区域资产配置:第一找增长 第二抗通胀
歌斐李富军谈跨区域资产配置:第一找增长 第二抗通胀

  歌斐资产多资产投资配置中心合伙人李富军 财经网讯  “国际通用的资产配置模型并不特别适用中国市场,跨区域资产配置应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全球有增长的资产到底是哪些,二是全球可以抗通胀的资产是哪些。”11月12日,歌斐资产多资产投资配置中心合伙人李富军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对于跨区域资产配置,李富军认为,从增长的角度来看,目前还是比较看多中国,中国作为大体量经济体,发展速度还是惊人的,而且中国的股票就全球来看非常有吸引力,估值很合理。此外,印度也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市场,当全球的需求下降而一个国家的内需在增长,那它就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值得配置。 从全球来看,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但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脱欧、中美贸易摩擦,它们会是短期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但影响到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可能性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投资判断最好的办法是守拙,避免资金过热、估值过高的资产是相对简单易行的方法。 以下为李富军发言实录: 提问:您对资产配置,尤其是跨区域的配置是怎么想的? 李富军:到了市场发现,在中国用国际上通用的资产配置模型不是特别适用,我们采用6040的模型,60股票40债券,如果在美国第二年获得正收益的概率是90%,这个数字在中国是60%,做简单的6040,在中国第二年赔钱和赚钱的概率是一半一半。桥水有比较有名的四象限,用增长和通胀做四象限的资产配置,如果把增长和通胀放在国内用指标,会发现这个指标是失灵的,很多时候中国的通胀不能反映经济周期,如果你把通胀变成流动性,它还是很work的。 回到Rob的问题,我们怎么看,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两个核心的观点,第一是找增长,全球有增长的资产到底是哪些,第二是全球可以抗通胀的资产是哪些,用它们的相关性做一个综合。增长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看多中国,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里速度虽然下来了,但是作为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这个速度还是很惊人的,而且中国的股票就全球来看非常有吸引力,估值很合理。 我们最近看了一下印度的市场,印度也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市场,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这个市场已经大到你不能忽视,它有2.5万亿美金的市值,总体GDP,它的人口官方13亿,我们聊了几个基金经理和当地的人认为会有19-20亿人口,这个国家主要经济的驱动力不是投资也不是出口,而是内需,如果一个国家有20亿人口,他的需求在增长,他会很好的成为一个跟全球经济去做相关性分散的点,当全球的需求下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内需在增长,所以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还是值得配置。 现在全球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有没有好的可以做防范的工具,我们认为黄金是比较好的做防范的工具,所以我们在组合里边加了一定比例的黄金,希望黄金能是很好的抵御尾部风险的工具。集合之前嘉宾说的,利用分散性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综合起来就是资产配置的思路。 提问:明年全球的宏观经济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到底会衰退还是更好?你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李富军: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经济学教授跟我们说一个事情,他说喝醉酒的人永远不会跳楼,你很少见喝醉酒的人跳楼,把它用到宏观经济,我们自己的观点是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脱欧、中美贸易摩擦,至少我们的观点认为它会是短期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也会对市场造成干扰,但是它会不会造成我们一直担心的战争或影响到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的世界,可能性比较低。做很多宏观预测,很多时候不太容易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这个时候做投资和任何判断最好的办法是守拙,你就保持住最原始的投资本质,避免资金过度热的、估值特别高的资产,去选相对便宜估值相对低的资产,就是比较好的简单易行的方法。 提问:现在全球的利率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怎么看2020年对于债券的配置,在全球资产配置上配比相比过往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李富军:我说一下关于中国债券,债券如果随着CDI上升十年期国债利率在3.5的%明年债券还会高配,宏观经济增长压力会有压力,债券的利率会继续下行,所以明年配置里债券是高配,但是相对于股票在三年的区间里我们还会更看好股票的配置。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祥付宝李紫建: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祥付宝李紫建: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丰瑞祥总裁、祥付宝董事长李紫建出席并演讲。 李紫建称,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在其看来,互联网产业的上半场以to C为主,企业要不断地占据流量入口,想办法把没一个消费者拉拢到自己的平台。但是到了下半场,消费者的数量增速已经很难拉动了,这时候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企业端,现在互联网的产业就是to B。 那么如何to B呢,李紫建提出,企业要对to B的服务有所穿透,“我们要跟它的ERP厂商穿透,要跟它的营销去穿透,我们在做支付的时候还要帮它做营销的延伸与渗透”。“现在这种数字化,不仅仅要求你最后给我一个结果,而是从这个过程设计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我都要去紧扣”。 李紫建表示,“科技驱动产业升级”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去改变了to C到to B,to B带来的不光是对客户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也包括公司内部人才升级的诉求。“那就要求员工必须要非常懂规则,每一个节点的规则要绝对地穿透,并且把这些穿透的规则能更好地去融合,这样才能符合这个产业的变化与发展”。[详情]

七牛信息许式伟: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
七牛信息许式伟: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许式伟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数字经济时,许式伟认为,前十几年的互联网行业,基本上是靠流量经济带动的,投资人猛砸钱,就能很快见效,把高估值给催起来,这是人口红利带来的优势。但互联网行业发展到今天,流量已经见顶了,接下来很难再催生出快速产生效益的企业。 “我们其实判断,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许式伟解释称,所谓技术红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叫硬核科技。“比如汽车行业,前面通过人口红利发展了滴滴这样的企业,但实际上可能接下来从出行这个行业来看,可能会需要更硬核的东西,比如自动驾驶,它实际上是一个技术红利,而并不是人数,或者是属于供需对接产生的需求”。 一旦成功,“它产生的效率释放肯定比纯粹的只是供需对接产生的效率释放要巨大得多”,许式伟也强调,当然,它的难度也会高很多,这也是从流量红利到技术红利变化的一个原因。 他还坦诚,企业做数字化改造,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投入期,可能短期没法见效,因此,要能够接受亏损。[详情]

华熙生物赵燕:探索用生物科技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华熙生物赵燕:探索用生物科技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出席并演讲。 赵燕称,如果想彻底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其实化学药物已经遇到了天花板,因此,需要考虑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来解决。“生命是从单细胞发源的,到最后要解决生命的问题还得回到单细胞”。 “生物科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像化学,A物质和C物质,只要找到B这个催化剂,放在一起,实验条件固定了,就能够产生新的D物质。但是生物科技不是,生命是在发展变化过程当中的,细胞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大数据的分析,来找准它的生产实验条件,然后才可能减少走弯路”,她分析称。 赵燕距离称,原先的生产环节的发酵过程,最多是自动控制温度,而现在完全可以用人工智能设备,比如机器臂,它能够感受到温度、湿度和时间的长短,并可以自动调整,这就大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这样,研发得到新的物质的机会就比原来大得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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